政府统计处早前公布，2025年中至2026年中，只有2.97万人出生，创下1960年代有纪录以来新低。面对这场关乎未来走向的人口危机，政商精英所呈现的公共讨论质素，却比“少子化”更令人担忧。从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主张“生产次货避孕套以刺激生育”，到立法会议员李广宇将“生育率低”归咎于“雪卵技术给予女性虚假安全感”，再到另一代议士陈家珮以泛道德化的“生仔工具”进行情绪反击，我们却看不到任何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思考，而是不约而同地回避了这场生育危机的核心。

施永青倡“次货避孕套”
回避地产霸权罪魁

施永青本身也是免费报纸《am730》创办人，定期在专栏评论时事，偶尔语出惊人，最近更是引发巨大争议。他早前撰文提出，避孕套的发明，才是生育率下降的罪魁祸首，因为它破坏了“上天为生育提供的奖赏机制”，让人得以享用性乐趣、而又免于承担生育代价。他因而建议政府勒令工厂生产一定比例的“次货避孕套”，让更多女性意外怀孕。这套“次货避孕套论”，旋即引来方方面面的批评，直斥施永青“无稽”、“荒谬”、“离地”。当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将人类复杂的社会繁衍行为，退化成为只靠一时情欲驱动的动物本能，完全无视了现代人类生育决策背后，所面对的沉重负担和复杂考量。

事实上，若问今天香港的年轻夫妇为何不愿生育，相信没有人会回答“避孕工具太方便”。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发表的“港人生育意愿调查2025”报告显示，逾九成受访者认为最大影响是“经济压力”，另有逾八成认为与“自由需求”、“工作繁忙”、“房屋短缺”息息相关。可以说，动辄七、八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超高楼价，早已令年轻人拥有独立生活空间成为奢望，更别提连中产家庭都感到吃力的高昂生活成本，甚或缺乏家庭友善政策而导致双职家庭疲于奔命的职场环境，无一不是港人夫妇生育的障碍。

施永青作为地产代理龙头企业老板，长期享受“地产霸权”带来的巨额红利，却对高楼价这一抑制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只字不提，反而指责市民“逃避生育责任”。更令人侧目的是，文章引发众怒之后，他又再撰文辩称“相对某些更开放的见解，我的观点实在小儿科”，又指自己“逆群情的目的，是想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待社会发现别的方法难见成效时就会回头考虑，届时政府将会具备推行强制生产“次货避孕套”的条件云云。姑勿论他的离经叛道能否启发积极讨论，他肯定为他个人和名下报章带来了相当积极的讨论度。

李广宇指“雪卵推迟生育”
无视打工仔女生育苦衷

施永青的生育狂想风波尚未止息，工联会立法会劳工界议员李广宇就“跟车太贴”，撰文将“雪卵”（冷冻卵子）技术指控成为人们延迟生育的“隐形推手”。他认为，商业宣传之下，现代女性产生了一种误以为可以无限延伸生育期限的虚假安全感，从而选择继续观望；然而，人工受孕的成功率将会随年龄递增而下降，当人们越倾向以雪卵作为保险，结果只会产生越低迷的生育率。李广宇和施永青一样，所谓分析皆是极其严重的因果倒置。

现实中，试问有哪一位女性会单纯因为雪卵技术而推迟生育？她们生育与否，从来都不是因为科技提供了诱因，而是因为面临巨大的结构性困境：可能是高昂的生育负担，导致她们必须花费更多时间累积足够经济基础；可能是严重的职场歧视，导致她们一旦怀孕就要面临升迁受阻甚至失业风险；也可能是传统婚恋关系和家庭观念备受冲击，导致她们还没找到合适且愿意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的伴侣......原因还有很多，但“雪卵”肯定排得靠后。

重重压力之下，雪卵技术只不过是现代女性在面对“生理时钟”和“社会现实”的剧烈冲突当中，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风险管理工具，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无奈的退路。李广宇却将这种避险行为扣上“推迟生育隐形推手”的帽子，就像是把落水者的救生圈说成“溺水元凶”一样。更加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劳工界的代表，李广宇理应最清楚打工仔女为何不愿生育的苦衷，也本该在立法会内积极推动修订《雇佣条例》、争取更完善的产假和侍产假、要求设立更多社区托育中心，但他却将枪口对准身处困境中的女性，冠冕堂皇地呼吁“有仔趁嫩生”。难怪坊间总有不少声音质疑，立法会议员的议政质素堪忧。

陈家珮以情绪化反击
无助务实理性讨论

面对李广宇的言论，被指定为“叶刘淑仪接班人”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珮迅速撰文回应。她以强烈的女性主义立场，指责“有仔趁嫩生”是包装过的“封建思维”，批评这种言论将女性降格为受限于生理时钟的“生育工具”。我们完全理解陈家珮捍卫女性权益的立场，但我们同样无法认同她的论述，因为当中同样存在盲点，并且流于情绪化的表达。

陈家珮高举“政治正确”、搬出“道德审判”，却也回避医学事实和生理规律。尽管李广宇文章错误分析因果，但他所引述的医学数据，例如40岁以上女性解冻卵子进行人工受孕的活产率显著下降、高龄怀孕的生理风险加剧等，却是实实在在的客观理据，不会因为人的信念或意志而有所改变。陈家珮把这些提醒视为“封建绑架”，多少有些过度演绎。

她把“生理限制”和“自主权利”放在对立面，固然赢得了立场上的掌声，却也让讨论陷入了“非黑即白”的尴尬，变相压缩了实事求是寻求平衡的空间。再者，陈家珮除了表态呼吁尊重女性之外，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女性生育困境的建议。如果公共讨论只有道德宣示，那些夹在职场压力和生理时钟之间的现代女性，恐怕无法得到任何实质保障。

少子化是集体消极抵抗
挽救生育率不需要奇招

这场由施永青引发、李广宇和陈家珮接力的闹剧，正正呈现了香港公共讨论场域日益失焦的困境。从施永青主张“生产次货避孕套以刺激生育”，到李广宇将“生育率低”归咎于“雪卵技术给予女性虚假安全感”，再到陈家珮以泛道德化的“生仔工具”进行情绪反击，他们都绕过了香港生育危机的真正核心——结构性的分配不公和制度性的支援缺失。

香港出生人口跌破三万大关绝非一日之寒。这是一座城市的年轻世代，在面对上述种种问题时，集体作出的“消极抵抗”。当一个社会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具备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未来、无法让适龄女性在发展事业的同时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抚养下一代，任何围绕“生物本能”、“科技诱惑”或“道德立场”的争论，恐怕都是没有太大作用的“隔靴搔痒”。

挽救香港的生育率，不需要荒诞奇招，不需要道德指控，更不需要政治口号。特区政府可以做的也有很多——将房屋政策向育儿家庭倾斜，进一步降低居住门槛；强制最高工时、推行弹性工作、消除职场对育龄女性的隐形歧视；大规模兴建公营托育中心，大范围发放育儿津贴，直接减轻养育负担；扩大公营医疗对于辅助生殖技术的资助等等。但对于公共讨论素质的提升，恐怕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而是需要各界精英跳出流量枷锁、摒弃政治作秀，秉持科学理性、回归人文关怀，香港的公共讨论，才能真正获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