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炜光｜天恩邨邓氏母子悲剧　问责官员应抚心自问：当官何求？

天恩邨邓氏母子一案，令人唏嘘不已，也折射出现行制度僵化。对公务员来说，紧跟制度，忠实执行政策，不容许例外，甚至少做少错，都是当官升官的圭臬。然而，问责制的设立，就是要有政治领导；否则，何必要设立局长一职？改由特首及司长领导一众常任秘书长，由这批熟悉官场文化、程序和人脉的高级政务官去执行便可以了。

问责局长的设立，就是要有政治人拿出政治勇气，敢负政治责任。政治责任的另一面就是做政治决定，审时度势，灵活运用政策。香港是个崇尚专业的社会，以至政坛里专业人士出身的都占优势。然而由于歴史原因，港英殖民年代刻意压抑香港的政治人才培训，令港人忽略了政治也是一个专业。政治触觉、政治勇气、政治决定是出任问责局长的最基本要求。

做政治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通常无先例，很多时又涉及法外施恩，容许弹性。这便很容易招来批评，甚至被高级政务官指为“礼崩乐坏”。前特首梁振英就是很有政治触觉和敢做政治决定的人才，他在2012年当选后，还未履新便公开宣布“他的政府将不能保证2013年出生于香港的‘双非婴儿’可以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几乎是立时解决了港人“连生仔都冇床位”的窘境。梁先生当年这样宣布，有没有争议？当然有。但他盱衡全局，毅然决然做决定。再往前看一点，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引入问责制，毅然打破行政权全操在由港英年代过渡来的高级政务官手中的困局；这也是敢做政治决定的范例。当然，在一众高级公务员眼中，上述两个决定都是有违既定政策的，都是“礼崩乐坏”的。

回说今次天恩邨邓氏母子因不堪“强制迁出”的困扰而在今年4月和7月相继跳楼的悲剧。两条宝贵的人命，难道还不足够对问责官员和一众政务官敲向警钟？由问责局长以降，应抚心自问：当官的目的是为求“跑数”？抑或为了服务市民？

特区政府打击滥用公屋，要求富户迁出，无可厚非。香港也曾出现过由屋邨仔，白手兴家，成为上市公司主席，但仍然让母亲住在原先公屋的恶劣例子。对这位上市公司主席来说，自己成长的公屋单位是“风水屋”，当然不愿迁出；但这便是明显钻制度空子，霸占宝贵公屋资源。2020年前，我们也有贵为立法会议员，年薪百万的人士，长期住在公屋的闹剧。打击滥用公屋的对象，应是针对这些人士。然而据《香港01》的评论，“在2024/25年度（截至12月底）已收回超过2300个单位，其中约630户涉及长者。这些数字背后隐藏著多少基层租户的血与泪？”

今次天恩邨惨剧后，房屋局由局长以降等一众问责官员，是否应检视一下现行政策出现了“有杀错，冇放过”的纰漏？是否真的如局长所言“情理兼备”？两条宝贵人命，又如何说得上“情理兼备”？

令人惋惜的是当涉事的天恩邨母亲在4月20日跳楼后，难道相关官员真的不感冒？前线的屋邨经理有没有向局方上报？这可是条宝贵的人命，而这位长者是轻生的，不是因为意外；为何前线公务员继续僵硬执行“强制迁出”的政策？局长、副局长及政治助理又为何一点都不察觉？为何没有指示前线公务员把相关资料上呈，让局长有资讯来作出政治决定？倘若当时敢做政治决定，是否可以避免7月时儿子接着跳楼的悲剧？

更核心的问题是：收回被滥用的公屋只是治标，不是治本。治本之道是提速提效兴建公屋。公屋是令基层市民“有瓦遮头”，是“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德政。向弱者开刀，纵使收回2,300间公屋，对长长的公屋轮候队伍来说，还是杯水车薪。说到底，特区政府究竟是“服务型”政府，抑或是“跑数型”政府？正本清源，加快建设公屋是前者。满足于“收回相当一整条公共屋村的被滥用公屋”是后者。

作者冯炜光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特区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文章标题由编辑重拟，原题为“天恩邨邓氏母子悲剧的警示”。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来函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 来稿请附上作者真实姓名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