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麟|集体静养,坚定信任——我们可爱的香港一直都在
来稿作者:黄冠麟
成功白表抽到居屋新楼,我仍记得当时朋友祝贺我“开心过中六合彩”,我也能想像宏福苑街坊朋友在40年前的狂喜。有了安乐窝,安心发展家庭,我也正在沿袭这一套模式,努力自我实现。父母当年也是双职,一步步挨出头,最终落户在距离宏福苑不远处的私人屋苑。宏福苑中,我的好友与家人没事,但房子避不过祝融。当日,火头曾冒至运头角圆岗一带,看着新闻的我血压飙升。当晚难眠,最后梦到一个画面,是一大班人在啃食一个人的脸。
那几天我一直想写一点甚么,却无从下笔,不是没有念头与观察,而是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不忍再毁伤。不只是香港市民,有看到这宗新闻的国际友人,都在这几天与灾民同呼吸,同感灼痛。但对于爱惜香港、爱惜大埔的香港人而言,这种感受应该更深。直到我惊觉自己的情绪与压力,已影响到判断力与说话口吻。直到周日博士课中,我向同学报告几点思考。通过这一次静心梳理、一次略为激动的分享,我终于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疗程。
随着新闻反复播送的画面与死讯,许多人经历了难以言喻的精神衰弱与新闻疲劳。每当看到生命消逝的报道,眼眶自然泛泪,明知这种持续的悲伤对身心无益,却感到无能为力。这不仅是个人的哀伤,更是一场集体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这些年,香港社会在频繁的动荡与灾难中,正默默承载着无形的重量。
作为同样深陷其中的普通人,我理解那种矛盾:我们对逝者感到哀痛,对公义抱有迫切渴望,对社会各界的援助心怀感动,对人性光辉仍怀信任,却也无法从新闻循环中脱身。这种纠结,正是现代社会面对灾难时的常态:我们被信息淹没,又渴望从中找到救赎。我也如是,整理了思绪、进行了报告,才在理性与感性的对话中,找到一丝自我救赎的可能。
第一,信任政府主导灾后工作。
灾难过后,社会往往陷入指责与质疑的漩涡,但混乱中的情绪发泄只会延缓重建的步伐。香港政府或许不完美,但其作为公共事务的主要负责者,拥有资源、权力与责任去协调救灾、调查真相与推动善后。与其让舆论场充斥无建设性的批评,不如给予专业团队空间,让制度的力量逐步修复创伤。这不是盲目顺从,而是对秩序与效率的理性选择——正如一位医生在手术床上需要专注,社会改革的“手术”同样需要信任与耐心。
第二,信任科学作为法证基础。
火灾的起因、责任的归属、安全的改善,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应来自情绪化的臆测,而应扎根于严谨的科学调查。从建筑结构分析到火场鉴识,从材料测试到数据模拟,唯有客观证据能拼凑出真相的全貌。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更应警惕那些以耸动言论取代专业判断的噪音。科学或许无法立即满足我们对答案的渴望,但它是最可靠的指南针,引领我们穿越谣言与偏见的迷雾。
第三,信任公义最终总会彰显。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社会的正义有其程序与时序,而生命的终极审判则属于更高的律法。对于灾难的责任者,法律自会给予公正的裁决。我们可以愤怒,可以追问,但不能让复仇的冲动吞噬对制度的信心。历史反复证明,公义或许迟到,但从不缺席——那些该落地狱的人,终会面对应得的结局。
第四,信任我们可爱的香港一直都在。
这场灾难中,我们看到无数普通人自发伸出援手:邻居的拥抱、义工的物资、专业人士的无私奉献,这些都是香港社会韧性的明证。这座城市历经风雨,却从未失去其核心精神——务实、互助与顽强。香港的灵魂从未因灾难而褪色。我们需要做的,是珍惜这种韧性,而非在焦虑中否定它的存在。
写到最后,我想呼吁一种“Keep Calm and Carry On”的集体智慧。大灾之后,社会不需要“战狼上身”的亢奋情绪,也不需要那些连建材都未摸过、靠人工智能拼凑专业知识的“忽然评论员”。当网络上充斥着以Deepseek为竹棚判定生死的言论时,我们更应警惕这些人是在博取眼球,还是奉迎某种情绪的投机?这种脱离实证的精神,只会加剧社会的创伤,而非治愈。
静养,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香港社会需要一场集体的静养。不是冷漠的逃避,而是清醒的沉淀。我们在哀伤中学会停顿,在愤怒中选择思考,在混乱中坚守理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灰烬中重建的不只是楼宇,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对未来的希望。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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