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 区汉宗

回顾2025年国际风云变局，最令人瞩目的一大变化，就是中美领导人在釜山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G2”概念推上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场景看似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美国”（Chimerica）概念的兴起遥相呼应，却又在本质和语境上呈现出深刻差异。当“中美共治”的讨论再度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热门话题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外交术语的复兴，更是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构压力的集中体现。

“G2”概念的演变：从责任分担到战略模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哈佛大学学者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史教授Moritz Schularick共同提出“中美国”概念，描述中美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随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C. Fred Bergsten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G2”构想，主张建立中美两国组成的集团来替代旧有的G8体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当时的“G2”构想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全球金融稳定、贸易平衡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方面。其核心逻辑是“责任共担”，期望中国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同时，也获得相应的国际话语权。然而，尽管“G2”概念看似擡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其本质仍是希望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不改变这一体系的基本结构和价值取向。这是一种“吸纳而非平等”的策略，旨在维持西方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即便在当时，中国政府就对“G2”构想持谨慎态度。200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这一立场源于中国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坚持，以及对多边主义的承诺。

2025年“G2”：特朗普语境下的战略模糊

2025年特朗普口中的“G2”与2008年版本有着本质区别。

如果说2008年的“G2”诞生于全球性危机下的合作需求，那么2025年的“G2”则出现在全球化退潮、大国竞争加剧、国际规则碎片化的背景下。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科技脱钩等一系列事件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使“大国协调”的基础变得更加薄弱。

特朗普语境中的“G2”更多是一种“非制度化政治表述”，其核心是强调元首外交和高度个人化的协调机制，而非基于规则的制度性安排。这种表述缺乏具体内容、制度设计和长远规划，体现了特朗普一贯的“交易型”外交风格。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G2”与其“美国优先”原则存在根本矛盾。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强调“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变得过于强大”，并将“是否对美国有利”作为外交政策的唯一标准。这种逻辑下，美国不可能真正接受与另一个大国平等分享权力。所谓“G2”，更可能是策略性表述，旨在通过高层互动获取短期利益，而非真正的战略重构。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带有“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色彩的表述，反映出美国对“半球霸权”的偏好。理论上，这种“G2”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基于势力范围划分的“霸权共用”设想，但现实中，这更像是对当前国际格局的一种描述，而非可操作的战略设计。

中美对国际秩序的根本分歧

美国长期宣导“基于规则的秩序”，但在实践中常常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性应用国际规则。从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到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等多边协定，再到滥用长臂管辖和经济制裁，美国的行为常常与其宣称的原则相悖。这种“例外主义”传统使美国难以成为真正公正的国际秩序维护者。

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质上是“自由”与“霸权”的矛盾结合体。一方面，它通过多边机构和国际规则促进了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它又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益。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和多极化趋势加强，这种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正是对这种困境的本能反应——当霸权成本超过收益时，美国倾向于收缩国际承诺，回归实力政治。

中国所宣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国强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三大支柱”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普遍共识。中国是二战胜利国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中国所维护的，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所奠定的国际秩序，而非任何国家独家主导的霸权秩序。这一秩序的核心原则包括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对曾遭受殖民侵略的中国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主张国际秩序应当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意味着不仅要维护政治安全领域的国际规则，也要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使全球化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群。中国宣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即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均衡，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化。这不同于传统的“均势政治”，而是强调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

中美理解存在本质差异

相较之下，美国倾向于将国际秩序视为维护和延伸其国家权力的工具，而中国更强调国际秩序的公共产品属性，主张各国共同维护、共同受益；美国秩序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物质优势和价值感召，而中国强调的秩序合法性则源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美国主张在既有框架内渐进改革，确保其主导地位不受挑战；中国则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美国的多边主义往往是“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倾向于建立排他性的小圈子；中国则宣导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各国通过联合国等普遍性国际组织平等参与全球治理。

这些根本分歧决定了所谓“中美共治”缺乏基本的价值共识和制度基础，只能是脱离现实的幻想。中国宣导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具有特定内涵：“平等”意味着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都应得到尊重，都应平等参与国际事务。这否定了历史上大国主宰小国、强国欺凌弱国的霸权逻辑，也否定了以意识形态划线、以价值观分群的政治。

中国是雅尔达体系的受害国之一，曾饱受列强瓜分势力范围、损害中国主权之苦。20世纪初的“门户开放”政策表面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实则将中国作为列强共同掠夺的对象。这种历史记忆使中国对任何形式的“势力范围划分”和“大国共治”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于集中精力实现民族复兴，而非追求全球霸权。参与“G2”不仅会分散发展资源，还可能使中国陷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立，损害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如果接受“G2”，就等于背弃了这一基本原则，将自己置于国际社会的对立面。中国的外交信誉和国际形象将受到严重损害。同时，中国自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承担着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责任。如果与美国形成“共治”格局，将难以履行这一责任，失去发展中国家的信任。

中国保持战略定力

在拒绝“G2”的同时，中国提出了系统的全球治理主张：中国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中心协调作用。反对任何国家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中，中国都积极宣导平等、开放、合作的伙伴关系。全球治理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制定，而不是由少数国家垄断。这一原则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宣导的国际公共产品中。中国主张安全不可分割，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应该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这种安全观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同盟思维和零和博弈逻辑。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主张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完善全球贸易规则，使经济全球化更加包容、更有韧性、更可持续。中国主张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相互借鉴，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

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中国展现出明显的战略定力：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品质发展，增强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能力；尽管面临脱钩断链压力，中国仍然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中国坚持“朋友圈”越大越好，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拓展彼此共同利益。

截至2023年，中国已与1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形成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国从参与者逐渐转变为引领者，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数字治理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但中国的引领是“带动”而非“取代”，是“贡献”而非“主导”，始终强调与各国平等协商、合作共治。

超越“G2”的中美关系前景

虽然“中美共治”不现实，但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必须找到和平共处之道： 双方应明确关系底线，包括避免直接军事冲突、防止核扩散、管控危机等。这需要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沟通机制，特别是两军之间的风险管控机制；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反恐、防扩散等跨国挑战领域，中美具有共同利益，合作空间仍然存在。这些合作不要求战略互信，只需要务实利益计算，可以作为稳定关系的“压舱石”；中美竞争难以避免，但需要建立“护栏”，确保竞争是良性而非恶性的。这包括在经贸领域遵守国际规则，在科技领域保护智慧财产权，在外交领域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美关系不应被简化为双边关系，而应放在多边框架下理解和塑造：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在联合国框架内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双方应维护联合国权威，通过安理会协商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而不是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行动；在亚太地区，中国支援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而美国则强化“印太战略”下的联盟体系。两种理念的碰撞不可避免，但双方都应保持地区机制的开放包容，避免分裂对抗。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专业机构中，中美都是重要成员。在这些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双方应基于专业精神开展合作，减少政治因素的干扰。

从长远看，中美关系将经历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存”的转型。

随着欧盟、印度、东盟等行为体战略自主性增强，中美关系不再是国际体系的唯一主轴。其他力量中心的崛起将稀释中美对抗的强度，为两国关系提供更大的回旋空间。

在全球性挑战面前，各国利益交叉重叠，难以形成固定的对立阵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欧有共同利益；在数字治理上，中美欧立场各不相同；在地缘政治上，不同地区的利益格局也差异显著。这种复杂性打破了简单的“中美对立、他国选边”的叙事。

尽管面临逆全球化压力，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深度相互依存，完全脱钩既不经济也不可能。各国企业基于市场原则的商业决策，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政治上的脱钩压力。

“中美共治”的构想看似诱人，实则脱离现实。它既不符合国际力量对比的多极化趋势，也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更不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根本要求。中国拒绝这一构想，不是回避大国责任，而是坚持更加包容、更加公正、更加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方向。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刻转型期，这一转型的核心特征不是权力从美国向中国的简单转移，而是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共治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特别是大国需要展现战略智慧，超越零和思维，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多极化世界提供了价值指引。这一理念强调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建立单一模式的世界，也不是要由中国主导全球事务，而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作者区汉宗是香港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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