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马骥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安法》）自2020年6月30日颁布实施以来，有效筑牢了国家安全防线，香港社会秩序重归安宁，发展环境日臻稳固。从回归之初“港人治港”的宏伟构想到如今“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的全面落实，香港已实现从“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迈入“由治及兴”的历史新程。“兴”的内涵？“兴”的挑战？“兴”的途径？这已成为新阶段必须面对、亟待回答的核心问题。倘若回避，或是未能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必将导致目标不明、路径不清、主次不分，进而陷入问题不知、盲目行事、隐患四伏的困境。

回顾2022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其内容已对“由治及兴”阶段所面临的上述核心问题，作出了系统、精准的回答。三年半以来，本届特区政府施政有力，在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上成效显著。然而，宏福苑大火等事件犹如冰山一角，也折射出当前施政的不足。因此，我们必须持续深刻把握“讲话”的核心要义，不断深化对“由治及兴”规律的认识，切实提升治理能力与执行效能。面对新发展阶段的各种挑战与潜在风险，更需清醒认识到：实现从“治”到“兴”的跨越，仍然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需要持之以恒、稳步推进。

“兴”的内涵

“兴”用以描述事业繁荣、经济蓬勃、充满活力的状态，多指向个人或家族的“兴旺发达”。然而，当我们谈论一个社会时，只要发展经济、改善市民生活，造就一批富裕阶层，便可谓之“兴”呢？答案似乎并非完全如此。

一个真正“兴”的社会，必然与其社会现状及发展潜力紧密相连。社会公平与正义，是“兴”的根基；市民安居乐业，是“兴”的体现。具体到香港，“兴”的内涵正对应于“讲话”中所强调的“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其核心目标是：“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创业的机会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更好一些。”换言之，“兴”的香港，正是“讲话”中擘画的愿景：“让每位市民都坚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为市民提供发展机会的社会、一个让辛勤劳动者能够持续改善生活的社会，才称得上是“兴”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市民必然会更坚定地支持政府的施政。唯有这样的“兴”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兴”的生动局面。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也在持续提升。因此，“兴”并非一个有时间终点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持续进程。唯有秉持这样的理念，才能保持社会真正的兴盛与活力。世间万物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决不能安于现状，因为没有“最兴”，只有“更兴”。

“兴”的挑战

当前，香港社会政治环境总体保持稳定。本届特区政府秉持“以问题为导向”的施政理念，积极作为，这使得一些市民产生了“由治及兴，何其容易”的乐观看法。同时，一种观点认为，有祖国内地作为坚强后盾全力支持香港，即便面对外部势力的种种干扰以及内部“软对抗”势力的暗流涌动，也无法阻挡香港迈向“兴”的历史大势。

也有观点悲观地认为，香港迈向“兴”的道路举步维艰，甚至遥不可及。20多年来，相较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快速发展，香港的进步显得相对迟缓，使不少市民感到自己与“兴”的距离正在拉大。与此同时，环顾四周，香港并非没有危机：其一，社会贫富依旧悬殊，基尼系数已超过许多发达经济体。其二，住房短缺问题长期存在，“住得贵、住得细、住得挤”是绝大多数市民的居住现状，构成了社会深层矛盾的核心。其三，社会阶层流动性不足，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失衡，经济过度依赖金融，青年向上流动的通道日益收窄。其四，生育率持续低迷，人口结构面临断层风险，当前本地生育率位居全球末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系列交织的危机，正令越来越多的市民对过上“兴”生活失去希望。

盲目乐观固然不可取，但妄自菲薄同样不可取。一个有力的例证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一举扭转了回归后香港社会长期的政治纷扰，有效遏制了立法会“拉布”、街头示威无休等乱象，为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奠定了坚实的法治与秩序基础。步入新阶段，香港唯有以大刀阔斧的决心和锐意进取的魄力，系统性的改革来破解贫富悬殊、住房短缺、阶层固化、生育率低迷等深层次危机，才能激发经济活力，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为此，当前香港有三个必须直面的挑战；只有妥善应对，香港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兴”的历史跨越。

第一个挑战是：能否建立德才兼备的管治团队？香港回归以来一直存在“人心回归”问题。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在“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的新阶段，“人心回归”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当前，仍有少数势力企图干扰香港的稳定。与此同时，爱国爱港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香港治理。然而，在“人心回归”仍面临考验的当下，爱国爱港阵营内部良莠不齐，这无疑为选拔德才兼备的管治人才埋下了隐患。

第二个挑战是：能否有效提升管治效率？本届政府运转已逾三年半，其能否以法治为基、有序为纲、有节为度，逐步破解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仍有待实践检验。新的选举制度落实之后，管治团队（包括问责官员、立法会议员等）均强调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然而，港英时期遗留的诸多规章与行政程序，迄今尚未进行与时俱进的优化与改革。这些制度性积弊严重制约政府的执行力与管治效率，导致其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

另外，政府工作人员往往精于行政执行、习惯服从指令。但当这种技术官僚传统异化为一种以“我会做好这份工”自居的“打工心态”时，便容易导致遇事不愿担当、不敢创新：通过反复委托顾问研究、开展公众咨询，以“社会共识尚未形成”为由名正言顺地维持现状，陷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惰性循环。只要流程合规、程序完备，即使实际问题日积月累、堆积如山，也自觉问心无愧、无须担责。宏福苑火灾发生前，相关政府部门应对火灾预警的表现，正是这一体制惰性的现实写照。

此外，政府依赖各类专业委员会提供政策建议，再由政府部门执行的模式，虽在防范利益输送和腐败方面有一定作用，却也可能衍生出更深层的治理弊端：责任主体模糊，问责制难以落实。这样的管治文化与模式，显然难以支撑“讲话”中提出的首要期望：“要提升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从大局和长远需要出发积极谋划香港发展”，因为各部门缺乏主动谋划、敢于担当的内在动力。

第三个挑战是：各种私利集团势力对政府施政的干扰。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中心，这一独特优势本身也蕴含着复杂的张力。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类私利集团得以深度渗透社会肌理：他们不仅培育自身的利益代言人，更试图通过渗透各类专业委员会等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操纵决策过程。这种干扰可能导致政策被扭曲、施政成本被不合理擡高，给政府有效治理“挖坑设障”。若政府不能实现“良政善治”，建立强有力的规制与制衡能力，这些势力便可能轻易侵蚀管治权威，其最终后果动摇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兴”基石。

由于上述核心挑战的存在，可以预见，香港前行的道路绝非坦途，必将荆棘丛生、坑洼遍布。

“兴”的路径

“由治及兴”并非易事，香港的前路在何方？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讲话”中寻得香港迈向“兴”的必由之路。结合“讲话”的核心精神，并针对前文提出的三大挑战，这条“兴”的现实路径离不开以下三个“务必”：

第一个务必是：汇聚贤能，用好人才。这直接对应“讲话”中提出的首要期望：“要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贤任能”。

应当如何衡量“德才兼备”？又该如何实现“选贤任能”？“德才兼备”者，必定是真心实意的爱国爱港者、必定是心怀香港市民并为“兴”社会的奋力拼搏者，其行动也必定会践行“讲话”中“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根本要求。归根结底，只有选拔出真心为国为港的贤能之士，才能实现“良政善治”。

唯有真正兼具品德贤良与干事才能的人，才能不计较个人名利，全心全意服务社会并卓有成效。因此，“讲话”中“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所强调的：“要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贤任能，广泛吸纳爱国爱港立场坚定、管治能力突出、热心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正是为了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能够凝聚合力、事半功倍。这一汇聚贤能的过程，需进一步健全机制、优化环境，确保管治人才选拔的公平性与科学性，真正将坚定爱国爱港立场、具备卓越治理能力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为香港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第二个务必是：牢牢掌握并善用管治权。这对应“讲话”中总结的第三条深刻启示——必须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修改完善后的香港选举制度，已从源头和程序上基本确保了由爱国爱港力量主导管治架构。然而，在实际行使管治权的过程中，香港社会仍较大程度沿袭旧有行政惯性与制度安排，缺乏与“爱国者治港”原则相匹配的深层次治理体系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管治权全面、精准、高效地掌握在真正的爱国者手中。个别情况下，甚至在“专业导向”或“吸纳人才”的名义下，将关键管治职责交予政治可靠性存疑的人员，却又未能建立相应的监督与问责机制，导致权责脱节、约束缺失。

这种权责不清、监管乏力的状况，容易造成管治者行为失范、滥用职权，不仅损害施政效能与社会公平，更直接侵蚀香港整体利益和市民福祉。若不能从根本上确保管治权牢牢掌握在德才兼备的爱国者手中，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学行权、有效监督体系，香港“由治及兴”的宏大进程必将受阻。

正如“讲话”所指出的：“守护好管治权，就是守护香港繁荣稳定，守护七百多万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反之，若管治权失守或运行失当，必将动摇“兴”的根基，甚至可能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局面，导致投机者得势、贤能之士边缘化，最终使香港错失发展机遇，与繁荣稳定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必须持续完善制度、强化执行、压实责任，确保管治权始终服务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于香港市民的的整体福祉。

第三个务必是：坚决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 这直接对应“讲话”中“希望”的第二点：不断增强发展动能。

回归以来，由于香港的规章制度未能与时俱进地进行深度改革，各行各业或多或少形成了利益固化的壁垒。这些壁垒不断蚕食政府应有的管治权，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施政成本高昂。利益固化的藩篱必将窒息社会整体的活力，其结果是：社会丧失创新与创业的土壤，企业难以生存，青年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

因此，一个被利益藩篱束缚的社会，不可能实现“讲话”所期望的愿景：“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若不坚决破除这些藩篱，香港就无从实现“兴”。为此，“讲话”着重强调：“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唯有如此，香港才有可能真正迈向“兴”的社会。

“兴”的基石：民心所向，信心所持

香港迈向“兴”的道路，拥有坚实的民心基础，因为我们的社会从不缺乏明达事理之士，也从不缺少爱国爱港者。“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们常说的“手停口停”，正体现着香港对勤奋努力这一立身之本的普遍认同，这反映了社会整体的自知与务实。

此外，正如“讲话”中指出：“有史以来，香港同胞始终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香港同胞从未缺席”。这些深刻论述充分说明：香港这片热地，从来都不缺乏真正与国家同心、与香港共进的爱国爱港者。

香港迈向“兴”的道路，拥有强大的信心之源。常言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香港管治权的稳固，正是这条路上最坚实的信心基石。正如“讲话”所深刻揭示的第二条启示：“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这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源头”，因此，“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香港“由治及兴”才有了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和现实可能。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香港走向“由治及兴”的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亦无任何捷径可循，必然面临诸多曲折与挑战。当前，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迈出新步伐”的关键时期，唯有认清前路之任重道远，方能行稳致远，最终实现“兴”的宏伟愿景。“多易必多难”，我们绝不能有丝毫懈怠；只有始终秉持“如履薄冰”的谨慎、“如临深渊”的警醒和“慎终如始”的定力，不畏艰难、坚毅前行，香港才能抵达“由治及兴”的壮阔未来！

（本文最初于2023年12月5日发表于《思考HK》网站。两年多来，尤其经历宏福苑世纪大火等事件后，作者深感原文所探讨的内容对当下的香港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进行了修订与更新。在获得授权后，现由《香港01》刊发此修订与更新版。）

作者马骥是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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