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陈博智议员

特区政府于去年12月更新《香港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BSAP 2035），并启动新一阶段为期十年的行动，标志着香港的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迈入新篇章。该计划呼应《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方向，提出以“全民共建、生态为本、创新协作”为核心的行动架构，致力于促进自然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共生。

笔者高度认同《BSAP 2035》的愿景与策略取向。对香港而言，保育生物多样性并非单纯的环保议题，更深层地关乎粮食安全、海洋健康与社区可持续发展。正如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近日发表网志表示，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福祉息息相关；唯有让保育理念渗透政策制定、产业发展与日常生活各个层面，方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系统思维推进海洋保育与渔业共生

香港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BSAP 2035提出以生态系统为本的管理理念，并强化海洋、湿地及郊野地区的保育措施，方向值得肯定。然而，在高度城市化和海域使用密集的背景下，单以大幅扩增法定海洋保护区（MPA）的方式，短期内未必具备可行性。实际上，当前约5%的MPA覆盖率要提升至30%，在空间规划、监管资源及生计调整上均面临挑战。

笔者认为，更务实的做法是完善现有MPA制度，同时探索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OECM），以多元化方式推动保育与生计共融。透过运用科学研究与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相结合，可深入探讨渔业活动与海洋栖息地、濒危物种之间的互动机制。这样的科学基础决策，既能促进资源恢复，也有助于维护渔民的长远稳定与尊严，体现“以人为本的自然管理”。

让渔民成为保育的伙伴

BSAP 2035明确提出要加强社区参与和跨界协作，这正是香港海洋保育能否落地的关键。渔民社区不仅拥有丰富的地方知识与文化遗产，在气候、物种和捕捞变化的长期观察中，也累积了第一手的生态资料，有关基层知识可以作为学术研究和政策设计的重要补充。

特区政府可考虑建立更制度化的合作平台，邀请渔民代表、科研机构及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发展具地区特质的社区保育计划。透过“参与式治理”方式，让渔民从被管理的对象转化为共同治理的伙伴，在生物多样性保育中“有角色、有声音、有回报”。此举既可提升政策的社会接受度，也能凝聚长远的社会支持，使保育成为推动可持续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

结合生物多样性与社区转型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同时，亦应兼顾渔农社区的转型与振兴，两者实为一体两面。传统渔业地区普遍面对资源枯竭、人口流失、基础设施老化等挑战；但若能将OECM概念与社区发展相结合，保育工作则不再是一种限制性措施，而是创新发展的机遇。

具体而言，我们可通过渔村、避风塘等周边的公共空间优化，建设兼具生态、文化与教育功能的多用途设施，例如生态学习径、社区鱼塘及海洋文化展示区。同时，政府可利用OECM试点引入和培养来自渔业、科研、社区发展及公益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并推动可持续捕捞、负责任养殖，以及渔具改良与回收体系建设，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扩展的社区为本OECM模式。

笔者相信，这种“以社区为本”的OECM实践，可提升地方生物多样性管理效能，还能激发居民的归属感与参与意识。

共建湾区生态文明新样本

香港渔业社区的处境，可说是华南沿海及岛屿传统渔业地区的缩影。香港与内地在资源永续利用、社区现代化、生计保障与文化延续等方面高度共通，具备互学互鉴、协同发展的巨大潜力。香港在科研能力、政策灵活性及国际合作网络方面具备优势，而内地则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管理经验与广阔市场。

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粤港双方完全有条件透过跨界协作，共同探索并实践符合本地生态、经济与文化特点的OECM路径，并与“蓝色经济”、“生态文明”及乡村振兴等国家发展方向深度融合，为区域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育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

笔者相信在特区政府的持续推动、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香港有条件成为东亚地区可持续渔业、生物多样性保育及渔业社区振兴的重要示范平台。我期待与政府、科研机构、渔民社区及各界伙伴携手合作，共同落实《香港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 2035》，透过赋能社区与制度创新，为建设生态文明与海洋强国贡献渔民社群的智慧与力量。

作者陈博智是立法会功能界别（渔农界）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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