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霍伟东

在“一国两制”实践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体制”已成为提升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立法会作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提升治理效能、构筑特区政府与市民沟通桥梁的重任。2026年1月，中央对新一届立法会议员提出了“厚植家国情怀、敢于担当作为、热心服务市民、勤勉参政议政、树立良好形象”的明确要求。议员需要提升履职的专业性与务实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切实可见的治理实效，完成中央的嘱托。

上得议事殿堂
落得社区会堂

高质量的履职首先体现在议员对自身双重角色的精准把握：既要在神圣的议事厅内贡献专业智慧，也要在基层的社区会堂中扎根民情。这种双向发力是构建“行政—立法—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石。

一方面，提升议事堂内的专业化审议效能。在议事堂内，议员的职责不是简单的投票，而是通过高质量的法案审议与政策讨论。这种“建设性监督”不仅能够协助政府完善政策逻辑、优化施政细节，还能将行政机关的管治逻辑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的社会语言，降低政策执行成本。这种双向的信息流动确保了社会关切能够精准进入立法议程，为政府向社会展现治理诚意提供重要契机。

另一方面，扎根社区以深挖民生痛点。议员应持续“落区”与“落界”，敏锐察觉社会治理中的瓶颈与深层次矛盾，将住房改善、都市更新以及弱势群体保障等关乎基层福祉的急难愁盼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建议。这种履职方式要求议员成为政府感知社会冷暖的神经末梢，协助政府精准识别施政的盲区，在政策推行前充分汇聚民意，确保各项措施能够真正“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只有消弭行政决策与民间感知的“温差”，政府才能赢得社会的广泛理解与信任。

敏锐洞察大局
主动破局先行

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不仅要当民意的代议者，更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引领者，通过锐利的宏观洞察协助特区政府在变局中开辟新局。

化解深层次矛盾，调和新旧动能冲突。当前港澳社会长期面对错综覆杂的社会环境，议员不仅要关注常规法案，更应主动解构触及传统利益格局的难题。这些问题的核心往往在于“新业态”与“旧法规”之间的张力与错位，议员应展现出应有的担当，不当“局外人”，而是成为协助政府平衡各方诉求的“局中人”，将零散的、对抗性的民间诉求转化为具备法理支撑与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下推动守正创新的发展改革。

布局未来竞争力，支持政府“逢山开路”。在人工智能等关乎港澳和国家未来核心竞争力的行业中，议员应拓宽国际视野，通过研究海外新兴产业法律框架的建立过程，协助政府在确保规范的同时保持发展速度。议员应积极支持政府“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积极化解制度衔接中的阻力，将立法会的职能从合规审查提升至战略辅助的高度，使立法会不仅成为民意的汇集地，更成为推动特别行政区行稳致远的动力源泉。

恪守道德自觉
强化履职威信

议员的专业形象与道德操守是立法会发挥“桥梁”作用的信用基石。只有建立在高度专业与诚信基础上的互动，才能真正缩短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心理距离。

内化纪律准则，以自律守护法治尊严。随着香港《立法会议员守则》的系统化规范以及澳门对“爱国者治澳”制度保障的完善，议员的行为准则已不仅是法律层面的底线要求，更是构建社会信任的政治标准。当民众看到议员慎终如始地恪守职业操守、带头遵纪守法时，社会对立法机构的政治认同感也会随之提升。

塑造廉正形象，降低政社沟通的信任成本。议员在履行职责时，应时刻警惕利益冲突，确保其行为与表态始终基于特区的整体利益。这种超脱于利益纠葛的廉正形象，能够提升市民对政策解读的接受度，大幅降低沟通的信任成本，政府施政与市民期待之间也能构筑起政治信任的韧性纽带。

作者霍伟东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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