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2025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结果刚出炉，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对新议员提出两大层面的期许：一则关乎个人议政质素，以八个“更”字带出八项综合指标；二则关乎政治制度伦理，要求议员“自觉维护行政主导体制，正确处理行政立法关系”。这是对香港迈向“高质量民主”的持续纠偏，也为新一届立法会带来一些必答题。

港澳办发言人就立法会选举结果发表谈话时指出，“他们在此时此际当选，肩负重任、承载厚望，需更加坚定爱国爱港立场、更加热诚为港为民服务；更加勤勉努力工作、更加善于履职尽责；更加精研专业、更具创新创造活力；更加清正廉洁、更有良好操守形象”。这八个“更”字带出对于新立法会议员的能力要求，可见“政治可靠”只是最基本底线，他们还必须具备更高标准的尽职表现、专业问政和道德操守，方能对复杂议案进行深入分析和科学论证、助行政官僚突破既有思维定势、为体制运行提供强大道德支撑。

发言人又希望并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自觉维护行政主导体制，正确处理行政立法关系，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深入把握民情民意、充分汇聚民心民智，共同推动深入改革”等等。这是自2020年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对所谓“三权分立”之说进行全面纠正、确立“行政与立法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且重在配合”的论述之后，发言人再一次从制度层面为行政立法如何良性互动划定界线，更明确要求立法机关在权力行使中体现出对行政机关处于核心地位的尊重与支持，彻底扭转“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惯性。

这两大层面的期许，进一步形塑了香港的政治生态，是对香港迈向“高质量民主”的持续纠偏；与此同时，也为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带来一些不但无法回避而且必须答好的思考题。

建制政党如何转型成为“治理联盟”？

早在今年10月，换届选举提名期启动前夕，鉴于多名资深建制党派议员宣布放弃连任，不少分析指向新一届议会可能“去政党化”。不过，从选举结果来看，90个议席当中，民建联、经民联、工联会、自由党及新民党这五大传统建制政党，合共取得42个议席，尽管较2021年换届选举时所取得的47个议席有所减少，但仍在议会占据绝对优势。

尤其是民建联，在总体票源竞争激烈而且得票大幅下跌的情况下，仍能凭借地区动员实力增加一个议席，再次证明传统桩脚组织的强大韧性。同时，经民联和自由党，亦在功能界别稳占各自山头。不过，这种“优势”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结构性矛盾：香港政党政治向来非驴非马，政党成员普遍缺乏清晰党性、价值取向和执政意识；而在行政主导体制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相结合之下，政党政治发展面临功能重构和生存挑战。

不少人开始问：如果政党无法突破现有基本盘，如何具体更加广泛的民意代表性？如果政党只是被动支持行政机构，那么政党还有什么存在意义？破题的关键，在于政党必须从过去的“权力争夺”，转型为“治理联盟”。所谓“治理联盟”，不是西式内阁，而是主动把民众的支持，转化成为行政长官施政提供政策输入和人才输送等政治核心力量。政党的竞争，也必须从争夺地区票源，升级为争夺政策优越和人才质量。如果政党不能为特区治理改革提供替代方案，那么长期而言，他们的治理意义终将会被独立技术精英取代。

独立精英如何平衡“个体”和“集体”？

在政党政治持续转型的过程中，没有政党背景的独立技术精英也不断崛起。他们的存在，体现了“五光十色”，可以为议会工作贡献更多元、更专业、更独立的智慧。不过，他们也缺乏组织去统一思想方针路线，政策取态也更依赖个人或特定界别的利益判断，这样难免导致特区政府在推动跨界别重大改革时，难以确保稳定而可预期的议会支持。因此，如何在“个体优势”和“集体力量”之间取得平衡，甚至树立全新典范？是他们的考题。

有两名无党籍“新丁”的当选备受社会关注。其一是地区直选“票后”方国珊，她在新界东南一带深耕多年，以“揼石仔”精神证明扎实的基层服务是永恒的政治资本，某程度上也是香港人“永不放弃”的自我认同形象的投射。其二是奥运金牌得主江旻憓，从跨界参选到竞选论坛都引发不少争议，但最终仍然高票当选旅游界议员。这两个民意基础截然不同的新议员，都汇聚了大量的公众目光，这也意味她们将会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她们的议政表现，将会成为独立精英如何融入治理体系的全新指标；反过来说，这也要求他们必须付出更大努力、展现更强实力，更加符合中央对新一届立法会议员的八大期许。

专业界别如何解开选民“政治心结”？

除了上述两点，另一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进一步团结教育、会计、医疗卫生、社会福利这四大专业界别的精英选民。他们有较为明显的政治立场，而且倾向与意识形态挂钩，所以自从选举改制之后，他们也出现了更加强烈的抵制情绪。不过，综观今次选举结果，这四个界别的投票率分别达到35.78%、34.90%、35.29%和46.02%，相较2021年时的29.02%、30.45%、29.56%和19.41%，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福界的表现尤其亮眼。

消息显示，2019年修例风波过后，有关方面极度重视社福界的发展，认为该界别在解决民生问题、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过去数年为此投入不少心力。从结果来看，这一方面说明有关工作渐渐取得不俗成效，而这些专业界别的选民正在渐趋理性和冷静，开始认识到参与选举对于社会的正向价值。但另一方面，这些界别的废票率并不低，某程度上也反映，一些选民内心的纠结、不满或不信任感，仍然存在。

这些选民都是香港社会的中坚力量——教育界有74,987人、会计界有23,955人、医疗卫生界有49,740人、社会福利界有11,479人，他们的“心结”一天不解开，社会的撕裂和内耗就没有真正消除。如果新议员们无法有效代表和整合这些专业界别的诉求，并将其转化为对政府施政的建设性压力，那么新议会的代表性、包容性与多元性，将无法得到社会的真正认可，“由治及兴”也将缺乏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当选议员和特区政府如何放下政治标签，以实质的治理绩效和改革成果，赢得这些专业精英的积极合作？这也是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