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凯．杰语｜郭凯杰

在《香港经济破局之路一：创科规划的改革与探索》一文中，笔者探讨了香港创科规划的痛点与破局方向。本文将聚焦大学作为创科引擎的角色，从政府资助、大学自主基金到教授激励机制，分析现况与痛点，并探讨未来方向。香港拥有众多世界级的大学，科研实力蜚声国际；若能推动成果转化，无疑能为国家新质生产力战略注入活力，助力经济破局。

政府资助充裕
企业转化不足

香港政府对大学创科的支持力度近年不断增加。透过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及其下的研究资助局（研资局），以及创新科技署（ITC）的计划等（如产学研1+计划、前沿科技研究支持计划），每年均拨出巨额资金。根据2023/24年度数据，八大资助大学的整体研究拨款高达87亿港元，当中包括直接资助和研究合约，用以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项目。

研究资助局的竞争性拨款则根据研究评估（RAE）表现拨款，从2026年起“研究影响”权重升至20%，旨在鼓励教授参与企业合作。政府于2025年至2028年的三年期内，将向资助大学提供总计681亿港元的整体补助金，其中约78%用于教学用途，20%用于研究，其余2%用于专业活动。

重设绩效指标
改革迫在眉睫

资源充裕加上香港的大学薪资近乎全球最高，对学者而言吸引力不小。然而，其痛点在于文化：教授要升职乃至获得终身教席，绩效指标偏重论文发表数量和申请政府资助的获批率，与企业合作诱因及主动性不足。研资局的企业配对资助每年仅8,000万元，比例过小，未能驱动学界改变以政府拨款为主要指标的习惯。

要让大学科研真正助力创科，激励机制至关重要。要解决此问题，政府可考虑推出更多由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基金，由企业出题、按研究里程碑进行拨款，并以产业成果作为KPI，倒逼大学从论文导向转向产业贡献，尤其助力中小企数码化和低碳改造等与高质生产力发展直接相关的领域。同时，应将技术转移成果纳入教授KPI，不仅看论文，还评估落地产出和就业贡献。以此提升教授积极性，让科研更容易转化为经济价值。

除政府资助外，大学的自主基金近年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包括科大的红鸟创新基金、港大的创业引擎基金、城大的HK Tech 300天使基金等，部分规模高达5亿港元以上，支持教授、学生和校内机构开展早期研究和创业。此外，私营企业赞助的联合实验室亦值得一提，如中国电信与科大合作进行AI及量子研究，商汤科技与中大的AI联合实验室等。这些合作让教授直接应用研究，指导学生参与。政府宜从政策上进一步鼓励该等校企合作，让更多教授的发明能够直接用于企业、更愿意创业，从而强化大学作为创科源头的角色。

知识产权收益
分配尚待优化

根据教资会2023/24知识转移年报，八大总收入共116亿，同比升12.7%，当中港大最高，达27.2亿。然而，当中知识产权或股权的收入比例极低。究其原因，激励不足是主因：大学对专利的买断机制保守，发明人需承担高额成本；容易增加初创财务压力，导致不少专利闲置。

近年，大学纷纷调整专利成果分配的政策：如科大2022年就将发明者专利分成从50%升至70%、港大2025年亦跟进至70%；政府的产学研1+计划中也明确建议团队获取知识产权占比应至少有七成。不过，下一步的关卡在于买断知识产权的安排：一般而言，如初创发展到一定程度希望买断知识产权，需付出高额成本（如研究、申请和法律费用），这增加了负担并抑制发明人积极性。展望未来，笔者建议大学进一步调整尤其针对“专利换股权”安排的条款：允许更高换股比例，并让买断费在公司上市或并购时方才支付。

大学科研是香港创科的根基。若政府、大学和业界能够充分协作，透过由企业主导的合作和提高科研成果应用的灵活性，大学可催生更多本地的创新企业，创造高薪职位，吸引全球人才，让香港经济从金融依赖转向创新产业。笔者相信，在国家全力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香港大学若能善用自身优势，定能贡献国家所需，助力经济破局。

下一篇文章，笔者将讨论高成本问题对创科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作者郭凯杰是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全国青联委员，政府咨询委员，大专讲师及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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