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黄冠麟

先此申报，笔者家中有幼婴和八只家猫，住所空间不大，努力让婴儿与猫和谐相处，所以对于携婴与携宠出门都各有需求。行文此刻，家有一猫名为“天天”，蛀牙要看医生。正因有婴宠两善的需求，对于徐小龙博士之文，特有感触。

徐氏在《香港“宠物友善”进入新制度时代》指出，宠物已成为许多家庭中不可分割的成员，这一事实亦折射出，宠物议题已从小社区的论题演进为城市治理大议题。

全港超过24万个饲养猫狗的住户，与超过40万只的猫狗总数，在经济上是一个重要的宠主市场，也带来不可忽视的服务需求。数据背后个涉及数以十万家庭及其公共需要，回想疫情之时，人类看着超市中满架都是同一款水果发愁，街市的菜贵到食唔起，宠主担心的是主食粮不足，尤其娇气的小宠有其适口习性。我们社会要接受这样的商业链条的存在，自然也要对等地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与空间，以形成相称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事生态。

公共空间的定义与多元使用

要理解“人宠共同使用”的讨论点，必须首先厘清什么是“公共空间”。德国社会学家Jürgen Jürgen Habermas在其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中，将公共领域定义为“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公共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更是社会交往与意见形成的场域。引伸至现今社会，从法律和社会管理角度看，公共空间又可分为“专有部分”、“共用部分”和“约定专用部分”。通过这样的大致分类，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空间的使用规则。

“专有部分”即指拥有独立且排他使用权利的空间，如家庭住宅内部；“共用部分”即指供所有市民共同使用的空间，如商场、公园、街道等；“约定专用部分”刚是经约定供特定人群使用的共用空间。在这种分类之下，“人宠共同使用”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使原本为人类设计的“共用部分”，适应现今多元使用者需求，在“准入”或“禁止”问题之间，如何在尊重不同群体权益的前提下找到平衡。

特区新例的学理精神，是将部分“共用部分”转变为“约定共用部分”，让宠物主人带宠物进入商场或餐厅，提供合法依据。这绝对是措施随着社会进步、以人为本的一种进步。

公共空间优先使用权的学理探讨

当然，社区上自有恐惧动物人士，所以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在学理上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最小干预原则”。不同群体的使用需求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障基本权利，并寻求对他人权益影响最小的解决方案。以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社会大众可以培养公序良俗，有默契生成一个非强制的“公共空间使用”的优先框架，应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1. 安全与健康权：任何使用行为不得威胁他人人身安全或公共卫生；

2. 基本通行权：保障所有人在公共空间的自由与安全通行；

3. 多元需求平衡：在满足前两项基础上，兼顾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

近年包括去年9月1日起生效的港铁“猫狗同行”计划，与及港府最新推出的“狗只可进入获批准食肆”制度设计，正是这种平衡思维的体现。申请获批食肆必须在入口当眼处张贴指定标示，让顾客进店前清楚掌握安排。理想的人宠共融空间，应当具备空间分隔、准入时间管理、人宠行为规范、信息透明、卫生合格的刚性条件。粗分三种人群，爱宠之人当然大喜，无所谓的人继续无所谓，恐惧动物自然心中不愉快。但在大体上，这种知情选择机制，尊重了不同消费者的偏好，同时明确了业界责任。

香港人宠共融的现实挑战

香港在推动人宠共融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与实际需求相比仍存在明显不足。截至2025年初，全港宠物共享公园数量已超过176个，覆盖18区。这一数字看似可观，但考虑到全港超过40万只猫狗，平均每2,270只宠物才共享一个公园，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一样米养百样人，一样猫粮却养不了猫以外的宠物。所以香港的宠物在公共空间的行为，需要由社会化的人去管控。少数不负责任的饲主，正在损害整个养宠群体的形象，包括街道上宠物随处便溺、环境卫生恶化问题持续存在，强烈异味影响居民生活品质，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社区环境，也加深了非养宠居民对宠物及饲主的负面印象。

徐氏指出，当“宠物进入公共空间”的需求变得普遍时，若政策与商业空间仍停留在过往的二元选择，便容易引发争拗与管理成本上升。笔者认为，以往上世纪的管治方式粗暴直接，且看所有公屋禁止养宠物，大部份的居屋公契中列明不准养宠物，而狗只通常优先单列为第一项。

对读近年“残酷对待动物”及“企图残酷对待动物”判决案例，不难发现年逾六旬或以上的长者犯案比例可见较高。他们并非意图虐杀动物取乐或牟利，而是缺乏动保意识，如当受到鸽、大鹭等雀鸟滋扰时，便以伤害动物的方式应对。

展望未来，香港要成为真正的人宠共融城市，需要在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改进，当然重点仍然在于宠主的质素提升。从小强化学生的公民教育与行为引导，认识人和动物（不论宠物还是野生动物）都有其生活需求。政府亦应与社区合作，特别当社区重视动物福利的人士日增，正好可以为政府所用成为社区之眼，对于虐待动物、纵宠为乱、影响公众的人士予以惩处。对于宠物使用食肆及街道，也可以创设监管与协调机制。

法例与社会观念应当随着时代进步而更新，这不仅是对新兴需求的回应，也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标志。香港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30、40年前的城市规划与社会规范，主要针对当时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设计。今天，越来越多年轻夫妇选择饲养宠物作为家庭成员，也特别关注宠物福利，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求公共政策相应调整。徐氏指出，宠物友善餐厅的“准入＋限制＋告示”制度设计，正是这种更新思维的体现。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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