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黄冠麟

近日关于学生境外交流团违规事件的讨论，一位自称“中学校长”的教育工作者在“01论坛”投稿，将公众的合理质疑简化为“情绪化谩骂”，并将教育专业置于公众监督之上。笔者认为此种“教育傲慢”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暴露了部分教育工作者对问责机制的抗拒，以及对公共资源使用透明度的轻视。

学校没有任何理由切割责任

公众的质疑合理，概因所费亦涉公帑，也涉及学生安全，近日的新闻更是涉及道德与价值观的讨论。而且公众质疑的从来不是“行走课堂”的价值，而是教育机构是否在组织过程中尽到应有的谨慎与专业。

该名“中学校长”在文中将交流团中的出错频仍、乱象丛生，先讲家庭教育也有责任，然后讲公众应该避免落入口水战的圈套，其实旨在暗示校方监管责任有限，当“一校之长”将教育者的专业责任意图分割，淡化校方在活动设计、风险评估与现场管理上的核心职责，自视为只需“专业引导”而无须承担具体管理责任，便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专业傲慢。

活动搞得好，校长有功领；活动出问题，因为学生会犯错，学校只是“培育人格的场域而非全天候的束缚机构”，所以大家要包容体谅。笔者不禁问道，现行普及教育中，哪一所香港的学校，可以任由学生在日常课堂中自由出入？既然境内老师要求学生要有纪律，为何出到境外、在人生路不熟的地方，学生挑战这条线，竟然更应得到校长的理解与包容。

公帑运用必须接受公众监督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至理名言，尤其在今日的科技创新领域，企业前沿实践真的是日新月异，往往领先于课本知识。学校安排交流团自然是想开阔学生眼界，然而这些交流团，是否真正达成了原定的学习目标？行程安排是否充实而有深度？还是流于表面观光、形式主义？若学生在行程中因监管松懈而行为失当，甚至发生安全事件，那么所谓“行走的课堂”不仅未能达到教育效果，反而可能成为纪律与安全教育的反面教材。

笔者希望，该名“中学校长”正面回应以上一系列对行程实质内容与风险管控的疑问，不要一味讨拍、避重就轻。

“中学校长”对公众质疑交流团可能存在“利益输送”表现出明显的不耐，并强调学校采购程序严谨。然而，在法治社会，程序严谨并不等同于无须公开接受监督。尤其宏福苑火灾之后，近日不少公众对于法团的招标程序倍加重视与谨慎。公众的质疑，正是社会对公共资源运用的正常关注。

若招标过程透明、开标制度健全、执行真的透明，何惧公众检视？“真金不怕洪炉火，身正不怕影子斜”，与其抱怨公众“缺乏实证的猜疑”，倒不如多花时间公开更多行程规划、成效评估的资料，推动教育界以事实回应社会关切。

教育需要专业、谦卑与问责

“中学校长”文风流露出某种“苦劳心态”，将教育工作者置于舆论的受害者位置，却未能真正直面问题核心。公众所期待的，不是教育工作者以专业姿态自我辩护，而是诚恳检讨制度漏洞、加强团务管理、确保学生安全与学习成效。写百辩之文，不如痛定思痛，回归教育初心，重新审视交流团从招标、设计、执行到评估的每一个环节，出团之前做好思想教育，出团期间建立更严谨的内外监督机制，并加强学生学生的自律培养。万一“人哋个仔”出事，校长总不能说是“人哋个仔”违反纪律，本校教职员无需负责。

笔者也不是把所有教育工作者一棍打死。前线教职员出团的确艰辛，社会理应尊重教育工作者的付出。然而，这份尊重不应成为逃避问责的盾牌。每一次引发公众关注的事件，都是检视与完善制度的契机。真正的教育专业，应当包括对公众质疑的开放态度、对透明管理的坚持，以及对学生安全与学习成效的极致负责。笔者期待教育界能以更谦卑、更务实的态度，将此次讨论转化为制度优化的动力，最起码加强出团的教师比例，守夜轮值也多几个人，将学生守护得好一些。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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