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6｜Alberto Moel 教授、陈炳雄教授

香港在全球享有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美誉，同时也渴望成为创新和创业的中心。近年来，香港在政策措施支持下，积极推动初创企业生态圈发展，鼓励本地世界级学术机构创新，并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

对香港初创企业格局演变的量化分析，除了其最新趋势和潜在的未来发展，以及其在大湾区和全球创新整体排名中的定位，还包括对香港在利用其优势方面的程度作出评估。笔者发现最近的初创活动有所减弱，但乐观地认为这是暂时的情况，目前的举措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加速城市的创业增长及其在该地区的影响。

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声誉早已巩固，但其雄心现已扩展至创新与科技领域。近期的政策措施、科研发展的投资，以及设有几所世界级大学，长远而言，都为日后有望蓬勃发展的初创企业生态圈奠下基础。

一、香港初创企业生态圈的规模与趋势

过去十年，香港初创企业生态圈取得了显著发展。初创企业顾问公司Startup Genome一直在追踪香港初创生态圈的价值（定义为过去两年半的退出和融资估值总和），发现其升势保持强劲状态（图1）。

然而， 这种稳固的表现掩盖了近期初创活动与其活力状态的明显放缓。创投资料库Crunchbase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8年间，香港新成立的初创企业数量急剧攀升。此一增长得益于投资活动的活跃、全球有利于创业的环境，以及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例如2015年启动的创新及科技基金，以及先后成立的香港科学园和香港数码港，作为专门的创新枢纽。

如图2所示，自2019年以来这一趋势出现了急剧逆转，反映出风险投资和初创活动的全球趋势以及当地情况，包括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导致人才、创意和资本的流动停滞不前。

图2数据呈现的一个重要注意事项，是所报数据存在明显滞后，因此2022到2024年初创公司的成立数目很可能高于Crunchbase报告的数字。

然而，来自Startup Genome关于种子轮、A轮和B轮融资的较完整数据，代表的是初创公司何时进行融资，而非其成立之际的状况，足以证明趋势放缓的现象（图3）。

这一放缓趋势不仅影响香港，也波及整个大湾区， Crunchbase 就同期在广东省成立的初创公司所得数据足以证明（图4）。

同样需注意广东省数据的完整性问题，但其下降趋势依然相当明显。

另一个可能性是，该下滑现象属于香港经济活动放缓这一更广泛的宏观经济趋势的一部分。

然而，这个初创企业成立趋势似乎与整体经济活动并无相关性，这从香港公司注册处的公司注册数据中可以看出。该数据作为整体经济活力及企业注册的指标，显示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恢复到接近历史水平（图5）。

1. 初创企业团队规模与扩展动态

香港的初创公司大多数仍然规模较小，其中超过 80% 的雇员用人数少于 50 名。只有少数公司的雇员规模超过 250 名，这通常被视为初创企业迈向突破性成长的关键门槛。

这一模式反映出香港在孕育和留住进入扩张期初创企业方面的挑战。本地初创公司往往难以从早期成功

过渡到大规模营运，期间受制于种种市场阻力、资金缺口，以及来自区内较大规模同业的竞争。

根据（图6）Crunchbase的数据，成熟企业规模较大。然而，单就2014至2018年的数据而言，可见期内初创企业的规模是停滞不前的，香港初创企业生态圈的规模扩张受到限制，大多数企业未突破50人规模。

2. 投资、融资与退出

有别于近期初创企业的成立速率，香港的融资和资金环境依然强劲。

融资交易宗数一直保持升势，及至2022至2023年，交易额则随全球初创企业融资环境而有所下降，继而在 2024年和2025年至今大幅回升（图7）。

种子轮和前期资助渠道仍然相对畅通，受到政府补助和天使投资者的支持，但成长期和成熟期资本则见稀缺⸺这对于寻求扩展的初创公司来说是一个关键关口（图3）。

香港产生了一些独角兽和高价值的初创公司，包括富途（数字金融）、 Lalamove（物流）和 商汤科技（人工智能）。然而，这些成功例子相对罕见，而香港一些最受关注的初创公司，正面临来自中国内地和国际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这一点从退出量的走势也可见端倪，随着初创企业成立速率的跌势，近几年来退出量亦如图8所示持续下降。

3. 各行各业的初创公司

笔者的数据集涵盖了过去10年在香港成立的10,000多家企业，从中可见各行各业的关键趋势，而这些趋势又如何反映政策驱动因素以及本地和全球事件（图9）。典型例子之一是新冠疫情打击实体店业务的营运，却大大赋能各行业实现数字转型。

整体而言，仍能保持稳定贡献的主要为传统行业，如制造及工业、媒体及娱乐、顾问及专业服务、零售及电子商贸、物流及供应链管理、医疗及生命科学、教育及教育科技、非政府组织等。在其他领域中，软件及互联网和金融服务是初创公司数目较高的关键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数目正在迅速上升。

数据集分析中，笔者的预测包括三方面：一、传统行业对数字转型的需求将会扩大；二、香港在互联网相关方面和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特别是这两方面与跨境业务有著相互赋能的作用；三、最新一浪新兴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和区块链。

二、香港与大湾区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角色

从历史角度看，香港在大湾区中一直是区域生态圈的重要贡献者，未来亦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中位居榜首，贡献了全球2.4%的学术出版物和9–10%的《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图10）。

尽管如此，香港和大湾区的人均创新产出仍落后于英国剑桥和美国圣荷西等领先集群。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香港每千名居民产出1.2份PCT申请，而剑桥则为3.8，硅谷更达4.2。这一差距凸显出将研究优势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初创公司和持续创新的挑战。

1. 香港及大湾区同业

PitchBook的数据显示，2018年第3季度至2024年第2季度，香港初创公司筹集了166亿美元的融资，占大湾区830亿美元总交易价值的显著份额（图11）。

尽管这足以证明香港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举足轻重，但相对于深圳初创公司同期418亿美元的集资总额，仍有明显差距。由此可见，香港在大湾区创新集群中正退居次要地位，在深科技和大型科技融资方面更是如此，然而，这也揭示了某些可资利用的趋势，能为香港与大湾区生态系统带来双向益处。

2018至2024年期间，香港的初创企业退出价值总计为297亿美元（图11），亦及不上深圳的数字，可见香港虽然不乏退出机会，尤其是通过其股票交易所之类，但尚未在区内奠定其为科技初创公司首次公开招股或并购首选目的地的优势。

量化比较显示，尽管香港的本地初创企业在近 10 年来有所增长，但深圳和广州等城市在初创公司数目和总融资额上已经超越香港。这些城市凭借其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先进的制造能力及丰富的科技人才库，打造出一个充满活力、快速扩张的科技企业生态圈。

香港在大湾区的角色最终依然具有独特性，得以利用其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充当国际资本和法律框架通往中国内地的门户。然而，相较于足以为初创企业提供广阔供应及工业链支援的深圳各大平台公司（如腾讯、华为和大疆），香港在迅速扩展科技方面，尤其是在深科技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贡献，已略较先前失色。笔者则依然相信，这为香港参与其中并为大湾区初创企业生态圈作出贡献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主要政策建议

如前所述，香港初创企业的成立与活动减缓，主因是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及大湾区初创企业生态圈的结构性转型。这一转型阶段提供了契机，以更有组织性和高效的方式重整及振兴整体生态圈。以下将阐述推动此重整的可行措施。

1. 优化行业对齐和垂直定向

香港的初创企业生态圈利用本地成熟的金融基建和贸易网络，在金融科技、物流和数字金融等领域表现突出。Lalamove（物流）和 富途（数字金融）等企业即为这方面的典范。

与此同时，竞争日益激烈。为保持竞争优势，香港必须多元化扩充至人工智能、绿色科技和健康科技等新兴行业。根据Startup Genome的数据， 2020至2023年，香港的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初创公司年增长率为35%，而健康科技则增长了28%。尽管取得增长，其生态圈仍不及全球顶尖枢纽多元化，因此在深科技和先进制造方面尤需更多支持。

鉴于香港本地市场受到人口规模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初创公司必须迅速进入区域或国际市场以实现扩展。这需要对市场理解透彻，并具备全球业务模型设计。高成本⸺尤其在办公空间、住房和人才方面⸺既提高建立初创企业的早期门槛，亦会增加投资者的风险。

近期趋势，如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和数字金融的兴起，突显出香港在金融创新和合规科技（regtech）领域的潜力。通过将金融科技发展与法律及合规专业知识相结合，香港既可吸引海外投资，也能支持大湾区企业的业务转型。

2. 强化国际化与人才招募

香港凭借其开放型经济、稳健法律保障、世界级连通性将自身定位为国际企业创办人和风险投资家的全球枢纽。尽管香港享誉全球的大学广纳来自中国内地和海外的高材生，但要令这些人才毕业后留在本地发展却并非易事。许多科学、科技、工程、数学（STEM ）毕业生和高科技专业人士会寻求在内地或其他区域中心发展，只因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蓬勃的初创企业生态圈。

根据特区政府2023年的劳工统计数据， 32%的本地STEM毕业生选择赴外地就业，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内地、新加坡和美国。政府《2025年施政报告》强调增加本地各大学的非本地生学额，但当务之急在于加强职业支持，同时为这些毕业生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以便将其创新和研发活动锚定在香港和大湾区生态圈之中。

3. 反思融资与退出环境

虽然在香港获得种子轮和前期资助相对容易，相比硅谷或深圳等科技中心，香港在成长期和成熟期资本方面明显不足。这一融资差距妨碍了初创公司扩展、投资研发和在国际上竞争的能力。

成长期和成熟期融资仍然是主要瓶颈。香港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仅将其投资组合中的一小部分配置于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有别于硅谷以机构风险投资为扩展生态圈基石的取向。

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虽在首次公开招股和并购方面提供充沛机遇，但对高增长科技初创公司的吸引力，则被视为不及美国纳斯达克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因此，一些最具潜力的本地企业选择在国外寻求退出或二次上市，削弱本地创新生态的影响力。

在金融和物流行业，退出选项丰富，但联交所对于深科技和高增长科技的首次公开招股吸引力较为逊色。尽管香港监管环境稳定，但其灵活性被视为不及美国或内地市场。因此，几家具潜力的香港初创公司已在境外另谋退出或二次上市。

4. 优化早期创新与市场环境对齐

尽管拥有世界级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香港的人均科学产出和专利活动仍少于全球领先的创新枢纽。这一差距限制了深科技企业的发展管道，并降低了生态圈产生具高影响力初创公司的能力。此外，较少初创企业能从小型团队成长为大型雇主或独角兽企业，可见商业模型可扩展性和市场采纳方面的挑战。

本文建议香港创新和科技发展聚焦于两方面。

首先，香港虽然拥有强大的国际化大学集群，而本地学术和研究机构的研发活动又蓬勃发展，但无论是本港、内地抑或全球层面，其整体生态系统在市场认知及投资趋势洞察方面仍有所不足。因此，必须及早推动产业、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作，对准有利于项目扩展的商业模式进行设计与规划，从而释放初创企业的潜力。

其次，灵活而深厚的产业和供应链的可用性，是中国内地快速创新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关键因素。香港需要协助初创公司与大湾区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建立联系，作为项目实施和先进制造的关键步骤，同时支持中国企业的出海策略。

5. 弥合学术界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

香港拥有几所世界级大学，其研究产出无论在质和量两方面均表现强劲。然而，要实现成功的技术转移和市场渗透，需要就行业痛点和用户需求进行市场调查，从而将研究转化为市场需求。

早期的行业参与在这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内地三大科技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不仅因其市场份额高而成为业界龙头，还因为能通过投资和资源赋能初创企业。这些公司的平台、用户基础和数据亦有助于初创公司自立。新兴大型科技平台，如拼多多、美团和字节跳动（抖音），以及游戏科学、深度求索、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等先进的人工智能和机械人公司，也已成为市场上的要角。

重点不仅是吸引这些公司通过香港建立营运和业务，还须鼓励它们培育当地的初创企业。通过与这些大型企业的合作，香港的初创公司和创新项目将能接入更完整的生态系统与综合资源，其获益远不止于财务支持。

6. 弥合香港初创公司与内地市场之间的知识差距

初创公司或成熟企业，以至大型企业或中小企业，均面临香港市场过小，以致难以容纳企业可持续发展或业务扩展的挑战。正因如此，内地市场（特别是大湾区）已成为香港完成概念验证后的首要目标。

然而，中港两地之间存在文化和用户行为的差异。包括数字营销策略在内的多数产品及服务，难以直接跨境复制。许多企业尚未熟悉国内的营商环境，企业尤须深入了解内地市场，特别是大湾区，从而培养心态和能力，优化其产品、服务、商业模型、物流和营销，以适应当地市场。

7. 弥合香港初创公司与全球市场之间的知识差距

香港凭借健全的金融和法律制度以及“一国两制”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直接通道。香港的创新生态圈现在更需要扮演这一角色。

这方面有两个关键需求。

第一，本地初创企业需深化对国际趋势、标准、资金流动及监管环境的理解，作为制定长期业务扩展计划时借鉴之用。

第二，本地企业应进一步确立自身在各行业创新项目价值链中的催化作用，进一步确立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供应链与全球市场的创新门户地位。

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等国策，以及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扩展均方向一致。这些努力可借助研究机构、贸易部门和本地贸易协会的研究和见解作为支持。

8. 提供有利发挥香港优势的增值服务

香港的策略方向之一，在于发展价值链中的“创新服务”。实现此一目标的条件，系于通过利用国内产业供应和价值链的优势，以对齐香港的创新和创业发展计划。

虽然制造业集中在中国内地，但香港可以提供创意和专业服务，如设计、知识产权管理、金融和法律支援，作为创新项目的高价值服务。供应链金融以及发挥吸引外资的作用，则有助于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长远而言，香港应推动与供应链及价值链创新相关的人才培育，包括工业数字化和初创企业工程。这一目标可透过与业界合作开发相关项目和培训加以实现。

9. 整合北部都会区与初创企业发展政策

《2025年施政报告》尤其关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和推进，对成立专责工作小组、简化行政程序和基础设施发展方面更多所著墨。在吸引研究人才及致力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同时，这些举措通过软硬件配套，为促进创新与创业奠定基础。

香港在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经验丰富，新界卫星城市尤其如此；较近期的例子包括屯门、将军澳和天水围。至于研发领域，特区政府在支持以大学为本的研究方面往绩可观，但凡此种种努力均须更多方面的合作，方能充分发挥北部都会区的潜力。

为确保北部都会区的成功，有关规划必须与其作为创新中心的目标相一致。为此，除已参与其事者以外，各方持份者的角色亦不可或缺。

首先，与业界紧密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创新要点之一在于市场落地和规模化，亦即行业存在感必须加以整合，其中包括供应链和价值链。这不仅仅涉及办公室和实验室，还须促成相关行业和企业的集群的形成。企业参与研发可以提高商业化比率，促进大规模生产和市场采纳，填补香港不少初创企业所面临的关键空白。这些努力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的行业反馈和见解回应机制加以进一步支持。

即便积极推进上述举措，北部都会区本身的可用土地仍属有限。因此，与深圳以及整个大湾区的整合不但有其必要，更是迫在眉睫。加强跨境协调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及土地利用，有助于香港与深圳之间的有效共同开发。通过建立一致的政策与统一的治理框架，协同效应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并可将合作范围从北部都会区扩展至前海。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1月发表《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6》，由港大教授和研究人员，以及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共同撰写，就多个香港热门议题作出研究分析，并从崭新角度给予政策建议。《香港01》获授权转载。）

作者Alberto Moel是港大经管学院实务教授；作者陈炳雄是港大经管学院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副总监、管理及商业策略实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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