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钟国晋

在专业工作中，我们习惯将“做对的事”视为一种正向特质。只要方向看起来合理、有价值，且曾经奏效，便容易被快速锁定，成为持续投入的路径。这种倾向，在政策制定、组织转型、科技投资与各类大型决策过程中，并不罕见。

当“正确”不再需要被说明

许多判断并非一开始就出错，而是在成功经验累积后逐渐失去弹性。某些做法在特定情境下奏效，获得正面回馈与组织支持，便会被反复引用。久而久之，仍有讨论与修正空间的判断，便逐渐被各种“理所当然”所取代。

此时，决策讨论的性质悄然改变。原先探讨“是否仍然适合”的问题，被扭曲为“是否认同这样的方向”。当质疑被视为立场问题，而非资讯回馈时，判断便开始失去自我校准的能力。

常见却容易忽略的误判机制

上述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经由几个常被忽略、且经常出现在组织与制度层级决策流程中的误判机制逐步累积而成。

第一，情境成功被误认为普遍成功。忽略成功是建立在特定的组织规模、分工或权力结构之上，盲目地复制成功经验，反而可能在情境改变后延迟问题浮现。

第二，价值被误判为需求。“这件事有意义”与“市场愿意为此付出成本”之间，往往存在落差。当价值直接被视为需求，行动速度凌驾于理解速度，回馈机制便失灵。

第三，正当性逐步凌驾于现实回馈之上。当某个方向被赋予高度正当性，原本用来修正判断的负面讯号，容易被重新解释为短期杂讯。行动在持续推进的同时，修正错误的空间却不断萎缩。

为何“专业者”特别容易陷入此境？

我曾在一个高度重视分析能力的产业研究机构，经历过一种具有不对称特性的测试设计。任务的规模与复杂度，已超出新人在短时间内可掌握的范围。当时某位前辈的提醒颇令人玩味：这类测试的目的不全在于筛选顶尖人才，而是确认人与工作型态之间的“适配程度”，避免过早将某条路视为唯一选项。

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降低长期风险的关键，不见得是更强烈的使命感，而是保留重新检视判断的空间。理解“值得做”与“适合现在做”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高度的专业修养。

当“做对的事”依然容许被重新讨论，它才具备真正的韧性。一旦确定得太早，风险往往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累积。对任何握有决策权力的个人或组织而言，这都是一个需要反复检视的治理课题。

作者钟国晋长期关注科技政策、产业结构与决策风险，研究与写作背景横跨科技与知识产权相关领域。近年着重探讨高度不确定环境中，组织如何形塑叙事、处理资讯，以及这些过程对判断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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