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郑思烜、何子煜

根据全球最大非营利国际教育交流组织——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的统计，在2024到25学年，约有120万名国际留学生选择赴美就读，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六分之一以上。然而，今年美国政府在国际学生政策上出现显著转变，包括大幅削减对高等教育的补助金与预算，并调整签证审核流程及相关费用，这些转变令美国释放了对国际留学生的不友善信号。咨询机构预计，将导致来年赴美留学的国际生数量锐减接近五分之一，进而造成美国经济在教育产业上约70亿美元直接损失。

这一政策调整不仅对美国高等教育与国际人才吸引产生短期冲击，更可能成为全球创新资源与人才流动格局重新分配的重要转捩点。当美国的政策环境越趋不稳定时，香港则旗帜鲜明地开展建设“国际教育枢纽”的工作，以绝佳的政策稳定性作为全球学子的“风险对冲”，是可贵的战略机遇。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已提出规划“北都大学教育城”，并预留至少80公顷土地用于专上教育发展，旨在配合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未来人才摇篮”的定位。《2025年施政报告》中则订明时间表，计划在上半年公布“北都大学教育城概念发展纲要”。然而，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教育竞争，政府和院校的发展策略都需要更加果断和展现魄力，否则香港可能难以有效承接国际学术资源，也无法充分释放其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潜力。新一年度《财政预算案》发表在即，笔者认为特区政府有必要以更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思维，将“北都大学教育城”提升为“香港国际高等教育协作区”。

现行发展模式的局限

根据发展局在《2025年施政报告》致谢动议中提及的内容，区内院校将主要采用“自资模式”运营，这虽有利于保持院校的发展弹性，但往往意味着缺乏政府提供的经济诱因与政策支持，引致难以吸引国际顶尖学府入驻。

纵观全球，知名高校设立海外分校均依赖当地政府在土地、税收和资金方面的有力支持，仅靠自资模式难免削弱香港在国际教育竞争中的吸引力。比如说，新加坡的“全球校园计划”（Globalhouse）可作为重要参考，该国通过提供廉价土地、税收减免和启动资金等优惠，成功吸引耶鲁大学、慕尼克工业大学等世界级学府设立亚洲校区，这表明政府的主动作为与配套政策是成功构建国际协作区的关键。

从教育城到协作区的以点带面

为把握当前国际教育格局变化的机遇，特区政府应在多个方面加强政策引导与资源投入。首先，建议政府将协作区明确界定为“全球顶尖大学海外开拓基地”，重点吸引因签证政策变化而招生受影响的美欧知名高校，并参考新加坡经验，提供量身定制的合作方案，包括土地优惠、税收减免及启动资金支持。展望将来，随着北部都会区日后的更深入融合发展，政府亦能够研究加强与前海的合作，善用协作区的高质量且密集的基础研究实力，为前海的企业研发中心提供针对性的支持。

其次，应鼓励多元合作模式，除单独设校外，亦可推动设立联合研究院，促进中外高校与本地科研机构共建高水准研究平台，并争取短期内合办研究生课程，比如参考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成功案例，鼓励本地院校与国际高校共建高水准合作学府，尤其是聚焦人工智慧、生物医药、低碳科技等前沿领域，引入德国TU9联盟、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等优势学科资源，充实香港的竞争力，亦进一步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培育的政策理念。

作者郑思烜是政贤力量青年时事评论员；作者何子煜是政贤力量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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