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凯．杰语｜郭凯杰

在《香港经济破局之路三：高成本对企业扩张的制约》一文中，笔者讨论了高成本对创科企业的制约，并建议透过降低有形和隐形成本，让企业安心在港扩张。本文将聚焦另一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透过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补上创科企业经常面对的资金缺口。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不但拥有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是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资产管理中心，具备支持产业发展的充裕资本；然而，在种种因素下，未能成功把资本与早期初创有效配对。要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投资模式必须进行改革。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上周三（2月25日）公布的《2026-27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特区政府将适时向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注资，以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港投公司还是团结香港基金2024年报告所推动的天使母基金（后来《施政报告》推出“创科产业引导基金”）重点都是引动市场资本支持早期初创的发展。港投公司自2022年成立至今，已投资逾190个项目，每元投资带动超过8元长期资本跟投；创科产业引导基金规模100亿元，以母基金形式运作，旨在引导私人资本投向策略性行业。不过，要让这些措施发挥最大功效，需确保投资注重早期初创，避免因安全考虑而偏向成熟企业。

社会资本参与的必要性

创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仅靠政府支持。全球创新经济体的经验均显示，在早期阶段，政府须透过资助和税务优惠提供种子资金，但长远要形成可持续的生态，就必须有社会资本的持续注入。这不仅是资金问题，更是知识和网络的传承：连续创业者可透过天使投资支持下一代初创，并连结大学研究成果与企业需求，孵化初创并加速商业化，形成良性循环。

社会资本参与能带来市场验证和多元化视角，避免政府主导的官僚限制，让生态更具韧性。政府多年来在创科方面投入达到数千亿的规模；但下一步需思考投入的资金如何可以撬动私人资本，方能取得进一步的突破，推动经济转型。

港初创融资仍面临挑战

2025年本港新股上市超过110只，集资额约2,900亿元，重登全球新股上市集资额首位，如宁德时代就成为了去年全球最大规模的新股。然而，强劲表现主要得益于“A+H”上市潮和政策鼓励，并非反映本土初创生态取得长足发展。实际上，主板按第18C章上市的市值门槛高达40-80亿元，更让多数初创望尘莫及；另一边厢，创业板去年则只有一只新股上市，整个交易板每日平均成交仅不足2亿元。

事实上，初创企业常面临“死亡谷”（Valley of death）资金缺口：在种子期后，需大量资本跨越研发到商业化的鸿沟，但风险资本多偏向后期项目，导致早期融资短缺。这也是由政府直接作投资面对的问题：由于动用纳税人公帑强调安全，政府在作出投资决定之时，包括港投公司也必然会过度强调过去表现等安全系数，令资本很难真正落到初创之上。

由此可见，香港虽有全球顶尖IPO市场，但缺乏支持本土初创的完整生态，错失培育独角兽的机会。

引进社会资本提升风险偏好

要解决风险偏好问题，未来政府注资应聚焦引进市场资本，而非直接进行投资。笔者建议，港投公司可如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一般利用母基金模式进行投资，由私人创投负责日常管理和决策。至于创科产业引导基金，政府表示正在筛选基金经理，预期今年稍后会有消息；在制定合作条款之时，一方面可设定投资比例（如至少30%投向香港早期创科），并提供上行激励如附带权益和回购期权，提升投资者容错空间，并让私人机构更有动力参与早期项目。

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需大胆改革。笔者曾在相关文章中指出，应研究设立专属初创交易所。这并非天马行空，而是早有先例：纳斯达克早于1971年成立时就分层为小市值和精选市场，以低门槛吸引英特尔等科技（当年的）初创；北交所2021年成立时则以新三板为基础，聚焦“专精特新”企业，个人投资门槛仅50万元人民币，时至今天上市企业的市值已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设立由科技园、数码港和企业持有的初创交易所，设专业投资者门槛，同时放宽上市标准。

上述改革将降低风险偏好的障碍，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初创，助力创科企业成长，创造就业并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笔者期盼对初创的支持可结合北部都会区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形成完整生态，辐射大湾区，贡献国家所需。

下一篇文章，笔者将讨论人才保障的不足及其对吸引科技人才的制约。

作者郭凯杰是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全国青联委员，政府咨询委员，大专讲师及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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