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莉珊

在2026年全国两会这一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时刻，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于港澳相关会议上反复强调“行政主导”，这一事件并非简单的概念重申，而是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迈入“由治及兴”新阶段的重大历史节点上，对“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与治理逻辑的一次深刻再确认与战略性再定向。它促使我们超越表面的话语重复，深入审视行政主导原则在新时代的根基、意涵与实现路径。

行政主导非凭空而来，亦非权宜之计，其根源深植于《基本法》的宪制设计之中。丁薛祥副总理指出，行政主导是行政、立法、司法及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这一论述精准地揭示了行政主导的完整意涵。它并非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或对其他权力的压制，而是在《宪法》与《基本法》确立的框架内，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管治团队，引领立法机关有效配合、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共同朝着维护特区整体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方向协同运作的体制。

过去数年，香港在止暴制乱、落实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等一系列重大考验中，行政主导体制展现出的决策与执行效能，已经证明了其是香港拨乱反正、重回正轨的关键制度保障。因此，当前的“再提”，首先是对这一行之有效的根本制度的坚定维护与信心宣示，旨在全社会进一步凝聚“行政主导是香港行稳致远的基石”这一宪制共识，防止任何模糊认识与不当干扰。

2026年的“再提”行政主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战略指向。其背景是香港已实现从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昂首迈进“由治及兴”的新发展阶段，同时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启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催人奋进。在此背景下，行政主导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

其一，它是驱动香港“由治及兴”的核心引擎。​其二，它是塑造新型行政立法关系的根本遵循。​其三，它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制度原则的明确，最终要落脚于治理效能的提升与社会共识的巩固。行政主导的“再提”，既是对特区政府的要求，也是对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呼唤。

在政府层面，​关键在于将行政主导的体制优势，转化为市民可感可知的治理成果。这要求特区政府进一步提升管治能力，特别是战略谋划能力、政策创新能力和执行力。在经济发展上，要主动谋划，善用“一国两制”优势，在金融、创科、贸易等领域打造新增长点；在民生改善上，要以更大魄力与智慧破解深层次矛盾，拿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施政必须更贴地气、更回应民意，通过持续的政策绩效来赢得和巩固社会信任。高效、廉洁、有为的政府，是行政主导公信力的最有力来源。

在社会层面，​行政主导的顺利运行，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支撑。丁薛祥副总理强调传承爱国爱港核心价值、加强爱国教育，其深远用意正在于此。爱国爱港，意味着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区宪制秩序，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这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国民教育，特别是面向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国情教育和宪法基本法教育，来培育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同时，要不断壮大爱国爱港力量，团结社会各界，支持特区政府聚焦发展、改善民生。当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最广泛、最坚实的价值共识，行政主导便拥有了最强大的民意后盾。

在互动层面，​需要构建更畅通有效的政社沟通与协商机制。行政主导不等于闭门决策。特区政府应主动、耐心地向社会各界解释政策，吸纳建设性意见，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议题上寻求最大共识。立法会、咨询组织、专业团体、地区组织等都应成为汇聚民智、促成共识的平台。一个包容、理性、建设性的社会氛围，将使行政主导下的决策更科学、执行更顺畅。

行政主导，作为香港特区宪制体制的核心，其生命力在于实践的淬炼与时代的赋能。面向未来，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意味着特区政府须以更大的担当与智慧提升治理效能；意味着立法、司法机关须在宪制框架内各司其职、良性互动；意味着社会各界须以爱国爱港的共识凝聚支援发展的合力。唯有如此，行政主导才能真正从一项宪制原则，转化为驱动香港巩固独特优势、破解深层矛盾、增进民生福祉、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强大制度动能，确保东方之珠在由治及兴的宽广道路上风光更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杨莉珊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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