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伍俊飞

2025年初，当96岁高龄的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投书德国《南德意志日报》，对美国两大炙手可热的人物特朗普和马斯克发出猛烈抨击时，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巨擘再次提醒世界，他所反对的，不仅是具体的政治人物，更是一种日益猖獗的美国精英主义。他将美国政商精英称为“数字时代的威权人物”，警告一种“新型技术官僚统治”正在威胁美国宪政。这番批评绝非即兴的政治表态，而是贯穿其长达七十载学术生涯的一根红线——对精英主义的彻底拒绝。

哈伯马斯可能是当代最具反精英色彩的重要思想家。这种反叛并非诉诸民粹的喧嚣，而是以德国哲学的严谨，构筑了一座以“沟通”为核心的理论大厦。他的毕生努力，是要证明一个激进的命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根基，不在于爱泼斯坦岛上的全球精英的共谋，不在于特朗普吹嘘的那种领袖直觉，而在于“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的日常交谈之中。

反精英主义：在平等对话中建构秩序

哈伯马斯的反精英主义，首先建立在他对语言的独特理解之上。在经典著作《交往行为理论》中，他赋予沟通以近乎本体论的地位：语言不仅是传递资讯的工具，更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石。

他的论证极为精妙。当两个人试图达成理解时，他们实际上同时关联着三重世界：客观世界（事）、社会世界（理）和主观世界（意）。任何一个有效的沟通，都必须满足相应的有效性要求：关于客观事实的陈述要“真实”，关于社会规范的表达要“正当”，关于内心感受的袒露要“真诚”。日常对话中那些看似普通的句子，实际上都同时承载着这三种维度。

这一理论的革命性在于，它将理性从少数精英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在传统哲学中，理性要么是笛卡尔式“我思”的私人财产，要么是黑格尔式“绝对精神”的神秘显现。但在哈伯马斯这里，理性存在于人与人的之间，存在于对话的往返过程之中。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能够提出主张、给出理由、回应质疑，就已经是理性的参与者。理性不是精英阶层的特殊禀赋，而是我们这些语言使用者的普遍能力。

由此，哈伯马斯完成了他所谓的“范式转换”——从“意识”哲学转向“交往”哲学。这个转变的政治意涵极为深远：社会秩序不能由任何个人或集团“代表”普通民众来设计，而必须由所有相关者在自由平等的对话中共同建构。这对西方传统代议民主制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主体间性概念：我们共同建构世界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哈伯马斯挂在嘴边的关键字，也是其反精英思想的核心哲学基础。它所表达的观念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颠覆性：现代社会的个人，不再仅仅是“我”，而是“我们”，不应追问“我如何认识世界”，而应追问“我们如何共同建构世界”。这也契合了中国先贤孔子所讲的“君子周而不比”的思想。

这个转向把西方哲学从孤独的认识论困境中解放出来。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始终被一个难题困扰：单个主体如何确知外部世界的存在？如何确认他人意识的存在？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已经预设了个人与世界的割裂。哈伯马斯接受了马克思的思想，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性（Social）的，因此笛卡尔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错的。我们从来不是先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然后再试图与他人建立联系；相反，我们总是在语言中、在交往中、在共同生活中成为自己。主体性本身就是主体间性的产物。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个人”与“他人”之间，透过语言和理解所产生的共用意义世界，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这种共用的意义，就没有社会秩序，没有道德规范，甚至没有可理解的自我。从这个角度说，精英主义不仅是不民主的，更是哲学上站不住脚的。当资本用金钱控制学术、媒体和舆论，当技术官僚试图用数学模型替代公共讨论，当政治领袖诉诸直觉而非论理，他们实际上是在摧毁社会的根基——那些只有通过交往才能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共用意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伯马斯提出了一系列至今影响深远的制度构想：“公共领域”、“交往权力”、“协商民主”、“思想市场”。哈伯马斯认为，任何政治决策的合法性，最终必须追溯到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无强制的理性共识，必须在容纳公民不同意见的基础上产生。选举固然重要，但仅仅四年一次投票远远不够；真正的民主，需要公民在公共领域中持续地表达意见、交换理由、形成共识。用哈伯马斯的话说，交往权力必须对行政权力形成“逆向导控”。

挑战精英神话：决定权应属于普通公民

哈伯马斯的理论在欧美学术界引发了持久而深刻的震荡。这不仅因为他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更因为他直接挑战了美国式民主的核心神话——精英竞争。

美国政治传统深受熊彼特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精英竞取领导权的过程。普通民众的作用，仅仅是每隔几年在相互竞争的精英集团之间做出选择。这种“精英民主论”深深嵌入美国的制度设计：选举人团、独立机构、司法审查、美联储——处处体现着对“大众非理性”的警惕和对“精英专业能力”的信任。

哈伯马斯对此的批判是根本性的。他指出，将民主简化为选举竞争，实际上抽空了民主的实质。如果公民只能在精英预设的选项中做选择，如果公共讨论的议题和框架都由专家预先设定，如果普通人的日常经验无法进入决策过程，那么所谓“民主”就只剩下形式的外壳。更严重的是，这种制度安排切断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它不再源于公民的交往共识，而是源于技术官僚的操作效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伯马斯的理论被批评者视为对美国精英制度的“摧毁”。他否定了专家可以代替公众做判断的合法性，否定了技术理性可以压倒交往理性的正当性。在他设想的“协商民主”中，专业知识当然重要，但它只能在公共讨论中提供资讯，而不能替代公共讨论本身。最终的决定权，必须属于那些承担决策后果的普通公民。

这一批判在21世纪显得尤为尖锐。当数字技术巨头日益掌握定义现实的话语权，当社交媒体演算法取代公共讨论，当马斯克式的技术精英以“效率”为名挑战既有制度，哈伯马斯对“数字威权主义”的警告正在获得新的紧迫性。

“行”与“灵”之问：理想模式难落地

然而，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有其边界。哈伯马斯的反精英理论虽然深刻，却难以回避两个根本性质疑：一是“行”的问题，即如何将讨论结果落地；二是“灵”的问题，即如何应对宗教信仰对理性的抗拒。

先说“行”的困境。哈伯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设计，始终面临“决策效率”的质疑。当无数普通人都参与讨论，当共识需要在复杂议题上反复磨合，决策成本必然大幅攀升。更重要的是，即使形成共识，如何确保共识被有效执行？哈伯马斯寄望于“法律”作为交往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仲介，但法律本身也需要解释和执行，这个过程中又会出现新的权力不对称。哈伯马斯的理论描述了理想的沟通程式，却未能充分说明从“说”到“做”的制度路径。更重要的是，毫无边际的社会讨论增加了交易成本，导致许多良好的计划出现争论不休、议而不决的状况，大大降低了社会经济发展效率。在这个意义上，他仍然是一个哲学家，而非行动者。

更具挑战性的是“灵”的问题。9·11事件后，哈伯马斯日益关注宗教与现代性的冲突。他的交往理性预设了一个前提：所有参与者都愿意以“更好的论据”为唯一权威，但固执己见的人尤其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恰恰拒绝这个前提。对于坚信经文神圣无误的信徒来说，世俗理性的论证从一开始就缺乏合法性。他们可以参与讨论，但讨论的目的不是寻求共识，而是宣示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哈伯马斯式的公共领域如何运作？如果一方根本不承认“更好的论据”可以作为裁决标准，理性共识又从何而来？

哈伯马斯后期努力回应这个问题。他提出世俗公民与宗教公民应该“互相学习”，宗教语言需要“翻译”为公共可理解的语言。这种“翻译”要求本身就隐含了对宗教经验的削减——那些不可翻译的信仰内核，恰恰是信徒最珍视的部分。当信仰者被告知需要用世俗语言为自己的信念辩护时，他们已经被迫接受了一套异质的话语规则。在这个意义上，交往理性是否真的“包容他者”，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这两个挑战——行动与信仰——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困境：理想言说情境的脆弱性。哈伯马斯深知这一点。他从未声称理想言说情境可以在现实中完全实现，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规导性原则”，一个我们应当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的标准。这一自我设限也使他的理论面临“乌托邦”的指责：如果交往理性始终只能是“理想”，那它对现实政治的实际约束力究竟有多大？

以人民为中心：普通人声音进入决策过程

对于正在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来说，哈伯马斯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性原理，即人类是“社会性”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反精英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理解如何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维护普通人的声音和权利。

哈伯马斯对精英主义的批判，与前苏联解体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米洛万·吉拉斯在《新阶级》中揭示的图景，即革命后出现的“政治官僚阶层”如何逐渐脱离群众、固化特权、最终背离革命理想，不仅是毛泽东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极力避免的，至今也仍是社会主义实践需要面对的警示。哈伯马斯的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只有当普通民众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意见能够真正影响决策，只有当政治和资本的权力始终受到交往权力的“逆向导控”，才能有效防止政治和资本精英的自我封闭和自我扩张，防止爱泼斯坦集团在中国出现。

从这个角度看，哈伯马斯的理论与中国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存在某种深层的呼应。他的“公共领域”概念虽然诞生于西方语境，但其核心关切——如何让普通人的声音进入决策过程，如何防止资本、权力、专业知识成为压制人民权利的工具——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在中国语境中，这一关切可以转化为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探索：如何实现普通人对资本和权力的监督制衡，如何建立更多元的民意表达管道，如何在专家决策与公众参与之间寻求更平衡的制度安排，如何在技术治理与民主监督之间，实现更良性的互动关系。

同时，哈伯马斯的理论也提醒我们警惕两种极端：一是前苏联式的官僚精英主义，政治权力脱离群众、自我固化，异化成背离革命初心的“新阶级”，最终导致体制僵化，国家瓦解；二是资本精英主义，经济权力摆脱社会监察，甚至主导政治议程，最终导致贫富悬殊，社会分化。当然，哈伯马斯对“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的分析——权力和货币这两种媒介如何侵蚀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对于理解当代社会的结构性风险，提供了宝贵的分析工具，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制衡精英统治的政策和制度良方。

因此，哈伯马斯的理论不能简单移植。他的“交往理性”建基于欧洲启蒙传统，他的“公共领域”预设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创造性的理论转化，而非机械的概念套用。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何在社会治理中真正尊重普通人的意见和利益，如何防止精英阶层蜕变为权力特权，如何让“人民当家作主”不再停留在原则层面，而是落实为制度实践，落实为老年农民手中的退休金，落实为打工人的权利和尊严——这些问题，是任何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的社会都无法回避的。

哈伯马斯的革命：哲学是守护希望的永恒努力

哈伯马斯的反精英思想，是一场温和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哲学革命。他没有走上街头振臂高呼，而是在书斋中用数百页的著作构筑理论体系；他没有简单地否定专业知识的价值，而是努力为专业知识找到在民主政治中的恰当位置。然而，他的理论锋芒是真实的：他戳穿了包括公务员在内的技术官僚的中立神话，揭示了精英政治的内在悖论，恢复了普通人作为政治合法性最终来源的尊严。

他的思想无疑存在局限。如何在“说”与“做”之间建立更坚实的桥梁，如何在理性共识与宗教信仰之间找到真正的包容之道，至今仍是未完成的课题。然而正如哈伯马斯自己所承认的，哲学从来不是提供终极答案的事业，而是保持问题意识、守护理性希望的永恒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哈伯马斯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性原理，强调人的社会性本质，维护普通人的权益。他的声音提醒我们，任何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最终不能靠精英的善意或效率来保证，而公民之间的理性对话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我思”到“我们说”，从“精英代表”到“主体间性”——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思想和制度转型。

作者伍俊飞是紫荆党总裁，紫荆党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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