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李沛航

对于以中文获取信息的大多数读者而言，前沿科技显得格外遥远。主流媒体的科技报导往往聚焦于创始人的个人故事、资本市场的成功传奇，或是消费产品的体验测评，而对科技原理与制度影响的深入分析甚少。

一些从业者偶尔会在自媒体上发表技术文章，但由于缺乏成熟的编辑与传播平台，许多有洞见的观察难以进入更大的公共讨论空间。这些知识与经验没有被系统整理，于是在海量资讯中迅速消散。从科技史的角度看，这种情况往往会影响一个社会理解并诞生新的技术的能力。历史证明，科创中心的兴起几乎都伴随着活跃的公共知识生态，或能给香港提供一些借鉴。

中文科技评论不如英文世界丰富

如今我的工作，需要每天关注全球前沿科技动向，尤其是解读中国的科技发展。但一段时间下来，我逐渐感到一种落差：以中国作为科技大国的体量与投入而言，中文世界中可供阅读的科技评论，远不如英文世界丰富。即使在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和互联网论坛上，相当一部分中文内容仍是翻译或直接改写外媒分析，真正具有独立观点与原创判断的文章并不多见。在和外部世界更加联通的香港，情况也相似。

我曾询问几位长期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朋友，竟没有人一时间想起来，有哪篇媒体文章可以做到深入浅出地讲明白不同人工智能背后的技术逻辑。大家好像坐进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但令人担心的是，多数乘客并不清楚列车行驶的目的地。

公共知识生态活跃有助创科发展

1960年代，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正推进得如火如荼。当时的科学家意识到，把人类送上月球除了需要尖端工程能力之外，也是一项涉及整个社会的系统知识工程。196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了劳伦斯科学馆（Lawrence Hall of Science）。这个机构和著名的劳伦斯国家实验室（Lawrence National Laboratory）不同，它是一个专门面向公众的科学教育中心，如今仍矗立在伯克利的半山上，俯瞰整个旧金山湾区。

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大幅提高科学与工程教育的投入。学术界、教育界与出版界也开始通力合作，大量科学教育课程、公共讲座与科普出版在这一时期迅速涌现，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教育浪潮。伯克利的劳伦斯科学馆编写了大量数理教材，并为全美教师提供科学教育培训。于是，拥有了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和劳伦斯科学馆的伯克利，不仅成为了前沿科研的重镇，还成为全美K-12科学教育的“黄埔军校”。

社会文化力量参与孕育硅谷精神

变化很快在统计数据中体现出来。1960年，美国每年约有9万名学生获得科学与工程本科学位；到1980年前后，这一数字已上升至20万人以上。在这一代学生的教育历程中，相当一部分人使用过劳伦斯科学馆编写的教材与读物。这批受过工程与科学训练的毕业生很快成为美国资讯科技产业的重要人才来源。他们逐渐在旧金山湾区汇聚，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中心，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硅谷。

硅谷公共知识生态的形成，离不开社会文化力量的参与。在劳伦斯科学馆成立的同一年，斯图尔特·布兰德在湾区南部创办了《Whole Earth Catalog》（《全球概览》）。当时的南湾还是一片刚刚逐渐聚集起研究机构与电子公司的地区，与伯克利隔海相望。这本杂志的发行将工程工具、计算机技术与社会思想连接在一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读者介绍最新知识，同时鼓励他们动手实践。很快，《Whole Earth Catalog》在湾区不断增长的工程师与科研人员中流行开来。

多年之后，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演讲中回忆说，《Whole Earth Catalog》几乎是他那一代人的“圣经”。在搜索引擎诞生之前，这本刊物为许多人提供了一个分享知识与经验的平台，也在无形中孕育了后来的互联网文化。乔布斯演讲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正是出自《Whole Earth Catalog》的卷尾语。今天，这句话几乎已成为硅谷精神的象征。

中文很少成为前沿科技讨论语言

今日人工智能的版图上，中国的崛起绝对不容小觑。中国在电力基础设施的规模和稳定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对发展人工智能算力尤为重要。从外界观察，这或许是中国最先被看到的结构性优势之一。

然而，关于电力与算力关系的公开讨论，却没在中国首先出现，而是发端于大洋彼岸的硅谷。从2023年底到2024年初，马斯克、黄仁勋、山姆·奥特曼等科技领袖先后公开谈及能源对算力发展的制约。借由他们的巨大传播力，相关讨论迅速扩散，最终传回中文世界。换言之，我们对中国技术条件的理解，很多时候仍要依赖外部话语提醒与校准。这个中文环境当中的信息盲点，值得引起重视。

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工程师，同时也培养了数量庞大的STEM专业毕业生。中国每年的专利申请量约为160万件，远高于其他国家。在Nature Index所统计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中，中国学者近年来的发文量也已超越美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关键的科技议题往往首先在英语世界形成，中文很少成为前沿科技讨论的主要语言。

中文公共媒体长期缺乏科学佳作

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中文公共媒体中长期缺乏持续、准确且可读的科学写作。当知识转译的工作缺位时，社会往往难以形成对前沿技术的深刻理解，公开讨论也就无的放矢。这种对话空间的不足最终会对科技发展本身形成隐性的制约。

在人工智能快速演进的今天，学生其实缺乏能够帮助他们理解相关概念的阅读材料。学校的科学教育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文本去培养下一代阅读、理解与分析前沿技术的能力。随着技术日益深度介入日常生活，对技术知识的获取、理解与有效运用，正逐渐成为公民参与社会的重要前提。公共科技写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远比表面看来更加关键。

有人或许会认为，中国政府体系本身拥有规模庞大的内部参考系统，足以为决策者提供前沿科技资讯，因此公开讨论的不足未必构成真正问题。然而历史经验显示，封闭的信息体系很难替代开放社会中的知识竞争。

公共科技写作促进保持创新活力

冷战时期的苏联曾汇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在物理、数学和航天等领域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技术讨论大多局限于体制之内，公共知识空间相当有限。这样的制度安排虽然可以支撑若干重大工程，却很难孕育出持续扩散的创新文化。于是，当资讯技术与互联网产业在1990年代后兴起时，前苏联加盟国的封闭生态便被更加开放的美国远远甩开。

由此可见，公共科技写作并不是技术发展的附带现象，而是创新生态的一部分。它让不同视角得以彼此校正，不断让社会对技术变化形成更新更广泛的理解。许多科创中心之所以能保持长久的创新活力，往往也与开放而活跃的公共知识文化密不可分。

香港多重资讯交汇有利知识转译

在中文公共讨论仍有空间的地方，香港是否可能承担起某种知识转译与对话的角色？科技评论或许正是一块尚未被充分开发的领域。

首先，香港长期处于多重资讯网络的交会点。人们能同时接触中国内地与海外的科技动向。许多中国科技企业往往以香港作为对外拓展的窗口，而香港与内地的深度融合，也使香港更易连接到内地涌现的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企业。这种位置带给香港一种特殊的理解优势。不同语境中的技术讨论可以在此互相对照，形成更完整的视角。若能将这些观察整理为稳定的公共文本，香港完全可能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技术对话的重要节点。

其次，是人。近年随着香港人才政策推行，不少在内地或海外受训的科技从业者来港工作或创业。这些人掌握着第一手的产业经验与问题意识，同时也需要向投资者与社会解释自己的技术。若有合适的平台与编辑支持，这一批“科技高才”完全可以成为科技写作的重要作者群体。一些香港高校也开始意识到社会理解科技的需求。在人工智能治理、数据伦理以及产业政策领域，相关研究正在逐渐积累，一批新的智库和研究中心浮现。如果这些机构可以组织转译科学研究或介绍技术发展到公共领域，不仅有助于公众理解科技，也能让市场决策建立在更稳固的知识基础上，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善用制度优势建立科技交流平台

第三，是制度与语言环境。香港保有相对宽松的舆论空间和成熟的出版产业，又具备“两文三语”的语言环境，能同时给中英文写作者提供发表和交流的土壤——这种条件在全世界都不多见。香港的媒体大可以大大方方向内地和海外的学者和行业专家约稿，辅助他们在香港发布力作。这对于学界、业界、政策届和香港本地生态，是满盘皆赢。

和其他的科创中心相比，香港未必会成为最大的实验室和流水线，但完全有机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科技交流平台。如果能善用制度优势，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一个持续生产科技评论的公共空间，香港将不仅参与科技发展，也将参与塑造人们理解技术的方式。这或许也将极大丰富香港在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局中作为“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内涵。对于中文公共科技写作，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作者李沛航是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剑桥大学经济与社会史硕士，现在本港一家跨国策略咨询公司任地缘商业咨询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