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区汉宗

2026年3月14日，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尤尔根·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思想时代的落幕。在96年的人生旅程中，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留下了横跨哲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的庞大理论体系。面对这份沉甸甸的思想遗产，任何形式的“回应”都显得既必要又艰难。作为深受其“公共领域”与“交往理性”概念启发的后来者，笔者试图站在当下的历史节点，回望哈伯马斯为我们开辟的思想路径，并探讨：在一个被演算法、极化与后真相困扰的数字时代，他的思想究竟是已然失效的“理想言说”，还是我们仍需坚守的理性座标？

要回应哈伯马斯，首先必须理解他对现代性的独特辩护。哈伯马斯的工作可以被概括为对现代性进行一种“辩护式的批判”。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深刻批判。在《交往行动理论》中，他揭示了现代性发展中的危险趋势：原本应作为媒介的货币与权力，正在越界侵蚀人们的“生活世界”，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经济系统与官僚系统用冰冷的规则取代了人与人之间通过沟通产生的意义、认同与团结。

但哈伯马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坚决捍卫现代性的规范内涵。他与受尼采、海德格尔影响的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展开了激烈论战，批判他们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哈伯马斯看来，后现代主义在否定工具理性的同时，连同理性本身、连同启蒙关于自由与正义的承诺也一并抛弃了，这无异于“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他因此提出了那个著名论断：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

这种在双重战线上的作战姿态，对我们今天极具启示。我们既面临着资本的无限扩张对公共生活的侵蚀，也面临着后真相时代对“事实”本身的虚无主义消解。哈伯马斯提醒我们，批判不能走向犬儒，解构必须伴随着重构。理性的问题不在于理性本身，而在于理性的单向度化。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放弃理性，而是启动一种更完整的理性。

如果说“公共领域”是哈伯马斯早年诊断社会的关键字，那么“交往理性”就是他为此开出的药方。面对传统意识哲学中孤立的、主体性的理性观，哈伯马斯提出了范式转换：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 。交往理性的核心在于，不再将理性视为单个主体对客体的控制能力，而是视为不同主体之间通过语言达成相互理解的潜能。任何交往行为都内在地包含着三个有效性要求：陈述的真实性、规范的正当性以及表达的真诚性。当我们说话时，实际上已经在承诺我们可以为这些主张提供理由。这正是哈伯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石。

有人批评这种理论过于“理想化”，认为现实中的沟通充满了权力不平等，所谓“理想的言说情境”只是乌托邦。对此，我们的回应是：哈伯马斯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他提出的是一个“反事实的预设”。这与儒家传统中的“好学”高度契合。它不是一个描述性的现实，而是一个规范性的方向。即便在权力扭曲的对话中，我们之所以能指责对方“不讲理”，恰恰是因为我们共用着“讲理”的标准。在情绪取代论证、立场先于事实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嘲笑理性对话的脆弱，而是更需要捍卫那个“更好的论据发挥力量”的空间。哈伯马斯的信念在于：理性的对话是人类自我救赎的唯一路径。

哈伯马斯的理论并非凝固在20世纪。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对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变化做出了诊断。2023年，他以近百岁高龄出版了《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如果我们将1962年的成名作视为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兴衰的历史考察，那么这部晚期作品就是对数位平台支配下的公共领域的病理学分析。

哈伯马斯发现，数位平台看似带来了交流的便利，实则制造了无数个封闭的“回声室”和“资讯茧房”。演算法的逻辑取代了公共辩论的逻辑，流量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情绪化的标签取代了理性的论证。原本应该向所有公民开放的公共领域，正在碎片化；原本应该通过讨论形成公共舆论的过程，正在被资料操控所瓦解。这不仅是技术的转型，更是公共性的危机。

这对我们每一位参与公共言说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评论不是独白而是对话；评论员要在公共领域为“不在场者”发言，追问：“这场舆论狂欢掩盖了谁的沉默？”——要守护语言的理性品质，示范什么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公共言说。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有责任的自主性”，即那种既强调自愿参与，又强调自觉论证的理性精神。

哈伯马斯生前对中国文化传统抱有很高的期待。哈伯马斯希望亚洲学者能像他处理欧洲文化传统那样，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作深入系统的学术梳理，挖掘出可与欧洲文化对话、比较的资源。他并非希望我们简单地套用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而是希望我们带着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参与到这场全球性的哲学对话中。

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儒家传统中强调的“好学”、强调在人际关系中界定自我的观念，与哈伯马斯的“主体间性”有着深刻的呼应。中华文明如何从自身的传统资源中，提炼出能与“交往理性”相映照或相补充的思想？如何在强调“和谐”的同时，容纳理性的论辩与批判？这不仅是哈伯马斯留给我们的问号，更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课题。

哈伯马斯的一生，是践行“批评者”而非“局外人”的一生。他与波普尔论战，与伽达默尔论战，与福柯论战，与罗尔斯论战。他之所以不知疲倦地论战，是因为他坚信：论证比谩骂更有力量，对话比对抗更能持久。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日益撕裂的世界，面对那些不再试图理解、只想站队表态的言论场，回望哈伯马斯，我们并非要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而是要继承他那份“在批判中守护希望”的信念。他告诉我们，即使理性的声音在嘈杂中显得微弱，即使共识的达成困难重重，但只要人类还试图通过语言来协调彼此的行动，那个关于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承诺就依然有效。

正如他所言，我们要做一个思考的参加者，而不做一个保持距离的观察者。在这场由他开启、但远未结束的理性对话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续写者。因为，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终究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言与行，去接力完成。

作者区汉宗是香港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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