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伍俊飞

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硝烟与全球能源市场的剧烈震荡中，2026年3月的世界秩序走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十字路口。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将本轮美伊冲突定义为“帝国霸权的终极决战”，并警告美国若战败，它将重演1956年英国的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噩梦。达利欧将目光锁定在霍尔木兹海峡，认为伊朗作为全球少有的反秩序节点国家——不受美元体系完全控制、扼守能源咽喉、与中俄存在结构性合作——已成为美国维持单极霸权的必除目标。

达利欧的核心论点极具震撼力，称如果美国无法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流量，这将构成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他复盘了1956年的历史：彼时英法为夺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对埃及发动军事冒险，最终在美苏的联合施压下惨败。这一事件被公认为大英帝国全球影响力不可逆衰落的里程碑，英镑的储备货币地位随之彻底崩塌。

达利欧认为，当前的美国与当时的英国高度相似：财政过度扩张、债务高企、国内矛盾激化，试图通过军事手段维持对关键水道的控制，本质上是一场霸权衰落期的被动豪赌。他警告，若伊朗仍保有对海峡通行权的谈判筹码，全球资本与盟友的信任将迅速向胜利者聚拢，而这一次，胜利者不会是西方。

我们中国人必须在此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达利欧是一位卓越的周期理论家，但他首先是西方资本世界的务实投资人。他看到了美国衰落的终局，却简化了权力交接的过程。对于立志民族复兴的中国人而言，若全盘接受达利欧的结论，则可能陷入一种危险的战略错觉。

达利欧看到了旧秩序的崩塌，却未能为中国指明新秩序的建设路径。历史的一般规律表明，霸权转移的链条大体上遵循“生产领先 → 贸易领先 → 货币地位上升 → 金融霸权确立 → 政治霸权最终确认”顺序原则。 在这一时间线和逻辑链中，中国刚刚完成前两步，却在最关键的一环即获取国际金融主宰能力方面尚处劣势。美国或许正在重演英国的悲剧，但中国远未到接替霸权席位的历史节点。我们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中美航母舰队的直接碰撞，而是来自华尔街设置的一条又一条无形的金融绞索。

1956年的英国与2026年的美国虽处境相似，但存在一个显著差异：1956年，金融霸权已经牢固地掌握在美国手中；而2026年，中国尚未取得这一关键性武器。

在苏伊士危机中，美国之所以能“和平地”接管英国的霸权，是因为早在1913年，纽约证券交易市场的市值就已超过伦敦；1925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比已首次超过英镑。美国是在拥有了坚不可摧的金融基础之后，才在苏伊士危机中给了英国最后一击。今天的中国虽然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和贸易互联网，但在金融战场上，我们仍处于防御地位。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比依然在低位徘徊，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如果不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会误以为“美国战败即中国自动胜出”，这种线性思维极其危险。

要理解中美博弈的实质，必须摒弃阴谋论和单纯的军事对决论，回归世界经济史的长周期视角。过去500年的世界霸权更迭史就是一部指导我们行动的教科书。

16世纪的西班牙凭借美洲白银的开采权，掌握了国际贸易的硬通货，取代了以传统商业贸易为主的义大利城邦，跃升为欧洲霸主。白银就是当时的“终极货币”，谁控制了铸造和流通，谁就掌握了世界霸权。

17世纪的荷兰并非因为拥有无敌舰队而成为“海上马车夫”，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其在航运、仓储和金融制度上的创新（如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了最高效的生产和贸易体系，积累了巨额资本，才有能力供养海军去挑战西班牙的霸权。

19世纪的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在生产力绝对领先的基础上，英国推行自由贸易，并建立了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当金融霸权巩固后，即便在军事上面临新兴列强的挑战，其霸权依然延续了百年。

进入近现代以来，战争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古代，征服战争可以直接掠夺土地和人口，建立帝国，但在核威慑与全球化的现代，战争更多时候是霸权的“催化剂”和“护航者”，而非“缔造者”。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摧毁了旧有的欧洲帝国，但最终接过权杖的美国，早已在生产、贸易和金融领域做好了万全准备。战争只是临门一脚，而非全过程的努力。

这就揭示了一条铁律：金融霸权是政治霸权的“压舱石”和“最后确认书”。没有金融霸权支撑的军事行动，往往只是消耗国力的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直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美国才完成了对英国的“霸权补刀”。这12年的时间差，恰恰是金融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必要沉淀期。

对照上述历史座标，中国目前处于哪个阶段？实际上，我们才刚刚完成了第一和第二步（生产领先、贸易领先），正在向第三步（货币地位上升）艰难迈进，距离金融主宰和最终的政治主宰尚有漫长的征程。

急于谋求世界主导权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危险，并非缺乏航母战斗群的实战经验（这可以通过时间弥补），而是来自西方集团潜在的“金融核打击”。 俄乌冲突中，美欧将俄罗斯剔除出SWIFT系统、冻结其海外资产的“金融核弹”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于高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的中国来说，这种制裁的破坏力将远超军事冲突。

然而，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金融界的现状。中国金融界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和“观念内鬼”问题。许多金融从业者或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或出于对西方经济学教条的盲目崇拜，或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资本外流、海外资产配置），在潜意识里甚至行动中普遍反对中央政府的“去美元化”战略。他们将资本项目开放视为唯一真理，将外汇管制视为落后标志，实际上是在为中国追求金融主导权设置认知障碍。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导者。我们实行的是财政金融综合平衡政策，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当年英国那样通过私人银行的冒险去推动国际化，也不能像美国那样通过开放的资本市场吸纳全球资本。我们必须走一条独特、稳妥的道路。

刚完成工业化的中国，资本积累仍是重中之重。一旦盲目开放资本项目，允许资本大规模无序外流，我们将重蹈一些拉美国家的覆辙，沦为国际金融资本的“韭菜田”。因此，现有的外汇管制和ODI（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制度，在现阶段不仅不能废除，反而需要进一步扎紧篱笆。

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要获得金融主宰权，就必须让人民币国际化、让资本自由流动；但为了金融安全，我们又必须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如何破解这个困局？

面对上述悖论，中国金融业需要的不是急躁冒进的全盘开放，也不是固步自封的消极防御，而是一种极具想像力的制度安排——“货币双轨制”。所谓双轨制，核心思路是“老城不改，另建新城”。在广袤的内地主体，继续维持当前的人民币（包括数字人民币）货币运行制度，保持资本管制，确保国家经济基本盘的绝对稳定。这是“守正”。

而在具备“一国两制”独特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包括香港、澳门、海南以及未来加入其中的台湾，实行第二人民币（包括离岸人民币稳定币）货币制度，从而与内地共同形成“双羽四足”的金融发展格局。这是“出奇”。

为什么这具有可行性？首先是通过物理隔离与风险防火墙，维护了内地金融安全。香港、澳门、海南三地的经济体量足够庞大，足以支撑起一个自成一体的离岸金融循环体系。在这片试验田里，我们可以实行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制度，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司法仲裁和金融服务体系。

其次，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香港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海南自贸港正在探索建立新的金融规则。将香港、澳门和海南三地打通，建立一个“金融特别合作区”，允许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稳定币，用于跨境贸易和大宗商品结算。这既能规避美国通过SWIFT系统实施的长臂管辖，又能让国际资本在一个可控的环境内体验人民币的便利性。

再次，有助于破解全球货币的“特里芬难题”。这一理论指出，全球主导货币必须持续贸易逆差才能向世界输出货币，但长期逆差又会削弱主导货币的信用。通过双轨制，内地可以避免采取贸易逆差政策，而离岸市场则可以根据真实的供求关系，形成人民币的国际市场价格。这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体外循环”的金融心脏。

国家可以考虑在香港设立中央人民银行境外总部或具备类似功能的常设机构。这个机构不应仅仅是香港金管局下属的一个部门，而应是离岸人民币的“最后贷款人”和“流动性管理局”。它负责管理离岸人民币的发行、汇率干预和金融监管。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可以在不牺牲国内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逐步获取金融主导权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国际储备货币、国际定价权、清算互联网控制权以及避险资产地位。

回到达利欧的警示。他关于美国衰落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这符合霸权转移周期的一般规律，但他字里行间隐含的关于中国接替美国霸权的时间表可能过于乐观。对于中国而言，2026年的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更像是一个战略机遇期的信号弹，而不是发起总攻的冲锋号。

我们应当将此次中东冲突视为美国霸权松动的一个节点，利用这一时机，加速推进去美元化的实质进程，但这种去美元化不是为了摧毁美元——目前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而是为了建立我们自己的“诺亚方舟”。当前中国最大的战略优势在于“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协调能力、干部队伍的高效执行能力和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最大的战略劣势在于金融领域的“大而不强”。因此，中国目前的战略重心应当是“金融强身”。我们必须清理金融界的“蛀虫”和“内鬼”，协调不同意见，明确“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我们不应被西方的金融理论牵著鼻子走，而应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通过“一国两制”的灵活架构，在东南三地（未来是四地）打造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

金融主导权在手，政治主导权自然水到渠成。在此之前，任何试图跨越阶段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冲动，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我们要有当年美国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耐心等到1956年才摘取霸权果实的战略定力。历史从不眷顾急躁的挑战者，它只垂青那些看透了底层逻辑并愿意为之付出代际努力的长期主义者。中国正在赢得这场马拉松比赛，但在撞线那一刻之前，我们还需要跨越一条名为“金融”的鸿沟。

作者伍俊飞是紫荆党总裁、紫荆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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