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何子煜

今年的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被誉为是中国年，正好反映了世界对于中国提出另一条出路和治理智慧的盼望。当前，单边主义、贸易霸凌，在全球引起了一连串的风浪。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1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在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被寄予厚望。如何建立一个更具广泛性、代表性、包容性的自贸区协议，是只能由中国来实现的时代使命。

在这关键时刻，APEC峰会选址深圳进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预算案后，亦强调香港会首次承办APEC财政部长会议。这突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新一轮开放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既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也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前沿试验场。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际，深港双城的紧密融合、拼船出海，除了是国家级任务，更是国际级任务。

考验政策创新能力

这份国际级任务，第一个考验，是考验香港的政策创新能力。《财政预算案》第26段指出，要加强发展北部都会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回顾过去五年的发展情况，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深港融合发展，在外界看来，深港之间依然有较多壁垒，亦导致北都发展步伐缓慢，未能展现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我们如何克服两制的差异、收获两制的便利，仍然缺乏一张成果丰硕的答卷。

正如半年前立法会曾讨论制定《北部都会区条例》，政贤力量一直提倡，北部都会区理应成为大湾区中的高规格经济特区，并在区内实施一套崭新的民商事法律，兼具不同法制间的优势和先进经验，成为APEC区内的关键试验田，甚至值得解放各类型生产资料的跨境限制，以北都个别片区为试点，成为亚太自贸区成员汇聚耐心资本、投资未来具有创新性和变革性科技的“实验天堂”。

这种制度创新的价值在于其可复制性。​北部都会区的成功经验，体现了不同制度之间能够相互结合、融合。这不仅可以服务于香港自身发展，更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提供实践范本，尤其为中国参与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提供实证依据，也为亚太自贸区建设探索可行路径。这种试验田模式，正是香港在区域经济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的体现。

考验机构建设能力

第二个考验，是考验香港的机构建设能力。香港拥有独立关税区地位，亦是APEC的正式成员，所以我们的商贸网络具有高度覆盖力。但在这种特殊地位之余，社会也要看到与深圳和其他内地城市并肩作战的战略价值。尤其是，在当今大国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深度重组的背景下，任何单一城市的孤立优势都容易受到挤压。深圳及其他大湾区内地城市拥有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基础、完整的产业链条、蓬勃的科技创新生态和庞大的内需市场。两者的关系，应从过去的“前店后厂”、 “互补合作”，升级为“制度深度融合与战略协同”，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设计初衷。

摆在我们眼前的是，深圳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商组织，在海外网络也很丰富，大湾区各地企业也迎来出海浪潮，不少项目都涉及APEC地区。因此，香港值得与深圳和其他大湾区内地城市合作，由政府牵头组成一个高层次的“粤港澳大湾区出海督导组”，结合多地的商界和行业组织力量，编织更加紧密和多元的对外体制，从而加强出海的影响力。我们亦要探索更多经验和资源共享的平台，深度整合现有的经贸力量，未来以“大湾区+”的名义联通国际，争取在十五五时期内，带动“大湾区+”成为对接“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等重要战略的主要舞台，这一点亦与《财政预算案》的第124中提到“香港会加强发挥共建一带一路关键节点角色”相适应。

早在将近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已提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多年以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大力推动创新发展，积极拓展全球伙伴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摸索出一条能适应变局、迎接变局、善用变局的崭新道路。而香港，很明显需要在改革的路上再加把劲，务求步伐与国家一致、同进同行，在新局势下为国家发展创造新贡献，为香港未来找到新方向。上述的两个考验，站在顶层格局上而言，是不得不变的。我们的核心使命，是要让世界看到，2026年的香港、在APEC中国年的香港，将会解除更多我们过往未曾触及的枷锁，从而向国家和世界说明，香港已经准备好在“大湾区+”的舞台上为亚太区发展大展拳脚。

作者何子煜是“政贤力量”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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