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华勇

2026年4月13日，法国国民议会的表决厅见证了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性时刻。当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引用维克多·雨果的名言——“法兰西能脱胎换骨，将不义之财归还给被抢掠的中国”——并宣告“这一天终于到来”时，他实际上是在为一段长达165年的道德债务划下一个法律上的逗号。这项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的法案，旨在简化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殖民及战争手段掠夺文物的归还程序。这不仅是一次法律程序的技术性调整，更是法国对其帝国历史进行“道德结算”的开始，其中交织着文明良知、殖民遗产的清算以及国际政治博弈的复杂图景。

列强劫掠大量中国文物

1861年，当雨果在流亡中写下那封著名的《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时，他将英法联军称为“两个强盗”，并预言了一个“干干净净的法兰西”将战利品归还中国的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番话只是知识份子孤独的道德理想主义。法国长期奉行“国家收藏不可转让”原则，归还文物需逐案立法，程序极其繁琐，实质上构成了文物返还的法律壁垒。

若论从中国窃掠文物数量之最，日本当属首位。根据战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统计，仅在抗战期间，被日本掠夺、毁坏的公私文物就高达约360万件，这尚未计入甲午战争以来的长期劫掠。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机构至今仍大量陈列这些“战利品”。紧随其后的是英、法、美等国。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约2.3万件，其中不乏《女史箴图》、敦煌经书等国之重器，多源自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等劫难。

法国立法提供归还契机

法国自19世纪起夺取大量中国文物，尤以圆明园劫掠最为惨烈。数万件珍品至今仍在法国博物馆与私人收藏中，成为中华文明的痛点。近年来，中法合作推动部分文物回归，如兽首与秦墓金饰片。2026年法国立法突破，为系统归还提供契机。然而，归还之路仍漫长，如何落实与监督，考验双方智慧与诚意。

据中国文物学会估算，近代以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超1,000万件，这不仅是文明的伤痕，更是殖民侵略的铁证。如今，这些流散文物多数仍被以“馆藏”之名扣留。追索之路虽漫长，但还原历史真相、要求非法所得物归原主，是国际正义的必然要求。

“人道主义传统”的现实逻辑

法国此次法案的突破性在于其“去立法化”路径。它允许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而非议会立法来授权归还，极大提升了效率。更重要的是，法案设立了明确的时间红线（1815-1972年）和机制（科学委员会审查、年度非法文物清单公示），这意味着文物归还从“政治恩赐”转向了“义务履行”。议员在议场引用雨果，正是试图为这项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注入一种历史正义的情感温度，将当下的立法行动锚定在法国本土的人道主义传统之上。

尽管法案被冠以“归还”之名，且全票通过的结果显得颇具道德感，但深入分析可发现其背后存在着精密的现实逻辑。

试图重塑“后殖民伙伴”形象

此次立法并非突然的良心发现，而是马克龙政府自2017年承诺以来的延续，其核心驱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法国对非洲前殖民地的战略需求。近年来，法国在萨赫勒地区影响力急剧下降，归还文物被视为修复与非洲国家关系、重塑“后殖民伙伴”形象的软性工具。法案虽在议场以“中国”为例，但其政策重心明显偏向于解决非洲大量的文物追索诉求。

法案设立了严格的审查委员会和“按国际标准保管”的条件，这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机制。归还不再需要漫长的立法辩论，但具体每一件文物的认定、谈判仍将是漫长的拉锯战。这使得法国既能展示开放姿态，又能通过行政细节控制归还的节奏和规模，避免博物馆藏品瞬间空心化。

中国文物回家仍困难重重

帕特里耶-莱图斯议员的发言让许多中国人联想到圆明园兽首等珍贵文物，但我们需冷静审视法案与中国文物归还之间的实际关联。

法案主要针对的是“殖民语境”下的掠夺。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860年）虽在时间范围内，但在法国部分法律观点中，历史上可能被模糊界定为“战争战利品”而非单纯的殖民掠夺。这意味着中国文物（尤其是清宫旧藏）的追索，仍需在该法案框架下进行极其复杂的法律定性博弈。

该法案的意义在于为中国提供了“对等谈判的法律基础”。此前，中国追索文物往往面临“无法可依”的国际法困境。现在，法国法律明确承认了“非法获取”文物的可归还性，中国可以依据该法要求法国公开相关文物清单，并启动行政审查程序。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兽首会自动打包回国。每一件具体文物的归还，都将是一场涉及历史考证、外交谈判和法律较量的马拉松。

“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否来临？

法国此举是全球文物归还浪潮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它标志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博物馆伦理正在发生实质性松动。此前，荷兰、德国等国已开始类似行动，法国作为文化大国的跟进，将对大英博物馆等机构构成更大的道德与舆论压力。

然而，这股浪潮也充满张力。法案要求归还国承诺“按国际标准保管并对公众开放”，这体现了西方仍试图在归还过程中保留某种“文化监护权”的话语权。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坚持文物主权的同时，与西方主导的国际博物馆标准进行对话，将是未来谈判中的关键课题。

165年后，雨果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制度性的回应。法国这项法案的通过，无疑是正义的一次胜利，但它更像是一把刚刚铸好的钥匙。钥匙本身不代表门会自动打开，更不代表门后的珍宝会倾泻而出。对于中国和所有曾被殖民掠夺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而非终点。它赋予了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去要求透明度、要求对话、要求归还。但真正的“脱胎换骨”，不仅需要法国的法律条文，更需要国际社会持续的道德压力与坚实的历史考证。雨果所期盼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仍在历史的试炼中逐步显形。

作者杨华勇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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