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张宁

“港车北上”实施以来，跨境出行不再只是政策安排，而逐渐成为不少香港市民的日常选择。越来越多香港市民选择自驾前往深圳、珠海等地消费、休闲，甚至延伸至跨境居住与通勤。随着2025年11月“粤车南下”启动，首批内地私家车亦已可经港珠澳大桥进入香港，跨境车流开始呈现双向发展。对不少大湾区家庭而言，车辆已不再只是本地代步工具，而成为连接大湾区生活的重要载体。根据香港运输署数据，2023年初以来过境车辆数量持续上升，至2026年初已突破160万架次。

便利之下的落差：金融体系仍未同步成熟

然而，当跨境出行逐渐成为日常，新的问题亦开始浮现：跨境出行已趋便利，但与之配套的金融基础设施，仍在调整之中。以跨境用车为例，这种“便利与错位并存”的情况尤为明显。一方面，通关安排和交通衔接持续优化；另一方面，围绕车辆使用的金融服务（包括贷款、保险及风险管理等），仍主要基於单一市场设计。在跨境场景下，用户往往需要在不同制度之间切换，增加了实际使用成本。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服务缺位，而在于底层体系尚未完全衔接。

其中，信用体系长期是重要约束。在传统模式下，香港与内地征信体系各自独立，金融机构难以获取完整的跨境信用信息，往往需要通过补充资料或提高担保要求来控制风险。这种做法虽然稳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境金融服务的效率与体验。在实际汽车金融业务中，不少港澳居民在内地申请贷款时，仍需提供额外资产或担保，正是这一问题的直接体现。

不过，这一局面近期已出现突破。2025年10月起，由香港金融管理局与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的跨境征信互通机制，已由试点阶段转为常规化运作。在客户授权前提下，金融机构可透过数据验证平台，对两地信用资料进行认证，并应用于贷款审批等场景。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简单的数据互通，而是以“验证”方式处理跨境信用，在合规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当然，从目前情况看，该机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覆盖范围、应用深度及具体场景落地方面，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以跨境用车为例，尽管部分贷款审批已可借助相关机制，但整体产品体系尚未完全围绕跨境使用进行重构。

类似情况亦体现在保险领域。现行安排下，“港车北上”与“粤车南下”均采取属地化保障模式：跨境车辆需按进入地法规另行购备当地第三者风险保险，方可合法上路。这种“分段接入”的制度设计，有助于明确风险责任，但亦意味着用户需在不同体系之间转换保障安排。随着跨境用车频率提升，这种制度间的衔接成本亦逐渐显现。

值得留意的是，随着“粤车南下”政策正式落地，相关制度特征进一步被放大。当前安排采取分阶段推进模式，从口岸停车逐步扩展至进入香港市区，但在金融与保险层面，仍以属地规则为基础。即使跨境流动本身已逐步放开，金融基础设施仍未完全实现跨境衔接。

与此同时，电动车的普及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问题。数据显示，2025年香港新登记私家车中，电动车占比已超过七成（见图2）。相较传统燃油车，电动车在购置及使用上对金融与保险安排的依赖程度更高；而随着内地充电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跨境使用场景亦更为普遍。在“高金融依赖”与“高跨境频率”的双重作用下，原本基於单一市场设计的金融体系，其在跨境场景下的适配不足，正变得更加突出。

从单向流动到制度协同：关键在金融基建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些变化反映出大湾区融合正进入新阶段：由“要素流动”转向“制度协同”。当人流与物流已相对顺畅，金融体系——尤其是信用、融资与风险管理机制——正成为影响跨境体验的关键。

值得关注的是，“港车北上”目前所带动的，仍以香港居民北上消费为主，其本质更接近一种“单向流动”。随着“粤车南下”逐步推进，大湾区跨境流动已由单向探索，进入双向运行阶段。然而，若金融基础设施未能同步完善，即使实现“双向通行”，相关活动亦可能受制于制度分隔，难以进一步深化。

长远而言，大湾区融合的关键，不仅在于人流往来，更在于资金与商业要素能否实现双向循环。若金融体系未能同步打通，“港车北上”与“粤车南下”或只会形成“人流双向、资金单向”的格局。

未来的重点，或不在於单纯增加便利措施，而在于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推动制度之间更深层次的衔接，包括优化现有规则、透过试点机制探索跨境金融产品，以及加强两地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同。

可以预期，当信用识别、融资安排与风险保障能够围绕跨境生活形成更完整的体系时，“港车北上”与“粤车南下”所带来的流动性优势，才有望由短期的出行便利，转化为支撑大湾区融合的长远制度动力。

作者张宁是公共行政博士生，从事汽车金融行业，关注大湾区制度与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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