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伍俊飞

香港经济长期过度依赖金融与地产的单一结构，这种路径依赖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动的背景下，已经走到了尽头。解决之道何在？答案藏在一个看似悖论的命题中：香港要维持其独特性，恰恰需要一块不在香港的土地——在内地建立实行香港法律、税制和标准的制造业飞地。这既是在不剧烈改变既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做加法”，更是香港学习美国精英体制精髓、助力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

“切本地蛋糕”遭遇巨大阻力

香港深层次社会经济矛盾的根源，在于产业结构的高度集中。金融和专业服务贡献了大部分GDP，却只能吸纳有限的高端劳动力；零售餐饮等服务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但在竞争压力下持续萎缩。零售业销货价值较2018年减少逾千亿港元，相关行业流失近10万个岗位。与此同时，年轻人面对的是全球最高的房价之一和狭窄的职业上升通道。社会流动性趋于停滞，不满情绪暗流涌动。

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任何试图在香港本地进行重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努力，都必然触碰强大的既得利益。北部都会区自2021年提出以来，至今进度缓慢。这并非执行力的问题，而是反映了香港土地制度下利益格局盘根错节的现实。在香港本地“切蛋糕”——将有限的土地资源从地产开发转向制造业——必然遭遇巨大的政治阻力。

“做加法”改善整体福利

飞地策略的智慧在于“做加法”而非“切蛋糕”。在大湾区物色一块土地，租予香港作为“飞地”，设立实行香港法律和税制的高品质发展产业合作区。这个方案不触动香港既有的土地利益格局，不引发本地产业结构的震荡性调整，而是在现有盘子之外新增一块制造业基地。新增的制造业就业岗位、税收和经济活动，将成为香港社会的增量收益，惠及原本被边缘化的年轻人和基层群体。这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在不损害任何既有利益的前提下改善整体福利。

“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已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但口号背后缺乏的是将这种融合落到实处的制度载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逾数年，但在制度层面“一区两制”的融合仍然停留在实体层面的互联互通，而非制度层面的深度嵌入。制造业飞地提供了这种深度融合的理想实验场。在飞地内实行香港法律、税收标准、管理制度和金融规则——这意味着，一家在飞地内运营的企业，可以享受香港的低税制、普通法体系、自由的资金流动和与国际接轨的监管环境，同时坐拥内地广阔的市场空间、完整的供应链和充沛的产业配套能力。

需要更大规模“制度飞地”

这种“制度飞地”已经在局部层面进行探索。前海深港合作区实施了“港人港税”政策，对在前海工作的香港居民，个人所得税税负超过香港税负的部分予以免征。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则更进一步，香港园区第一期首三座大楼已落成，生命健康科技、微电子、新能源及人工智能等产业租户正陆续进驻。

然而，这些尝试都受限于规模——河套香港园区仅占地0.87平方公里，远不足以承载大规模的制造业基地。真正需要的是数百公顷乃至更大规模的飞地，使完整的产业集群得以落地生根。北部都会区的土地其实同样有限，要素价格高企，且受制于香港本地的环保、规划和审批程序。只有跳出香港本地土地的约束，在大湾区开辟足够规模的飞地，才能让“香港研发+飞地制造+全球市场”的产业链真正成型。

借鉴美国模式可取之处

在讨论香港的未来发展路径时，一个常被回避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美国模式究竟有何可取之处？承认这一点需要勇气，但更有价值的是从中汲取真正有用的制度养分。

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并非军事实力或美元霸权本身，而是一个精密的“精英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由四个环节构成：全球顶尖人才通过移民通道进入美国；这些人才在矽谷、波士顿128号公路等创新高地发明改变世界的技术；发达的金融市场（股票、债券、期货、衍生品——每个市场都极其发达，几乎没有短板）为这些技术和企业提供风险资本、上市融资和高估值；企业获得的资金进一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形成“顶尖人才—顶尖技术—科创企业—资本扶持—金融市场高估值—更多顶尖人才”的良性闭环。

这套精英体制的高效之处在于，它将国家竞争转化为一种自我强化的生态循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避险货币，为美国的金融市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深度和流动性；移民国家的人口政策和文化基因，使其能够持续从全球吸纳最聪明的头脑。两个条件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当然，这套体制的代价同样显著。精英体制的“斩杀线”将大量基层人口排除在经济增长红利之外，导致社会撕裂、贫富悬殊、基层治理失效。然而，这并不否定一个事实：在科技创新推动经济总量增长的全球竞赛中，美国的精英体制迄今仍是最成功的模式。

香港具备两大核心优势

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难以复制美国的成功，原因在于这两个前提条件极为苛刻。欧元区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但缺乏移民国家的开放性；日本、韩国保持了社会稳定和文化同质性，但金融市场深度和国际吸引力有限；新兴经济体既无发达的金融市场，也缺乏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综合条件。

香港却是为数不多的具备两个核心条件的选手。在金融市场方面，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其股票市场总市值约5.2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七、亚洲第三，2025年更重夺全球IPO集资额榜首。与此同时，香港已确立亚洲领先的国际债券发行枢纽地位，经港安排发行的国际债券占亚洲近三成。当前，香港正从这一优势出发，全力迈向全球固定收益及货币中心。2025年9月，香港证监会与金管局联合发布路线图，围绕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流动性、离岸人民币业务及新一代基建提出十项措施。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人民币存款规模超1万亿元，处理全球七成离岸人民币支付。在吸引人才方面，香港的国际人才排名已跃升至全球第四、亚洲第一，超过新加坡。香港实行低税制、普通法体系、高度国际化，是一个事实上的移民社会，人才引进计划已吸引大量全球精英人才。

土地因素制约良性循环

然而，一个根本性的制约因素阻碍了香港复制美国模式：土地。香港土地面积有限，山地多、平地少，科学园和数码港的研发空间已接近饱和，部分科技企业因缺乏扩展空间而选择迁往大湾区内地城市。高昂的租金和运营成本使初创企业生存困难，限制了创新活力的释放。香港的创科困境不在于缺乏资金，因为政府已投入千亿级的创科基金，而在于缺乏物理空间尤其是缺乏产业落地载体。

这意味着，没有飞地，香港就无法真正启动那个“顶尖人才—顶尖技术—科创企业—资本扶持—金融市场高估值—更多顶尖人才”的良性循环。因为制造环节的缺失打断了价值链的完整性，使科研成果不得不外流到深圳、东莞或其它城市进行产业化，香港仅保留研发环节，错失了价值链升级的价值。

如果香港在大湾区获得一块足够大的制造业飞地，并且实行香港的法律、税制、管理制度，那么它将同时拥有三个关键要素：全球顶尖人才的吸引力（移民社会的开放性）、发达的金融市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中心）、完整的产业链（飞地制造+香港研发）。这正是美国模式的核心要素，而香港的制度条件和地缘位置甚至赋予了它更加独特的比较优势。

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这块飞地将带来多重战略收益。首先，它将推动国家获取大宗商品定价权。‘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和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纳入国家战略，确立了香港在大宗商品实体流通与贸易服务端的核心枢纽定位。香港正加速建设全球固定收益及货币中心，通过完善离岸人民币长期债券收益率曲线及国债期货等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为人民币计价的跨境投融资提供流动性深度与定价基准。

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备将有效降低境外市场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交易成本与汇率对冲难度，进而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中从结算货币向计价货币演进，提升其在全球大宗产品定价体系中的话语权。飞地内大宗商品集散地的蓬勃发展，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使用场景，帮助国家摆脱在能源和资源市场“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的被动局面。

助力顶尖技术在中国落地

其次，它将推动国家向掌握国际金融主导权迈进。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管理中心的功能不断深化，金管局利用与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设立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向企业提供贸易、营运、资本支出所需的人民币融资。飞地内以人民币计价的制造业和大宗商品集散地业务，将自然地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坚实的“实体锚”。

再次，它将帮助中国获得原创科技的领导权。全球顶尖人才、香港的科研基础加上飞地的制造能力，可以使更多原创技术在中国境内完成从实验室到工厂再到市场的完整闭环，顶尖人才再也不用再像以往那样被迫前往美国开发原创技术和孵化企业。

以“飞地”破解改革难题

长远来看，香港—澳门—海南—台湾可以逐步纳入“大香港”的辐射范围，形成一个以香港金融为心脏、以飞地制造为躯干、以离岸人民币为血脉的经济生态系统。这不是香港扩张主义的幻想，而是中国“一国两制”优势在科学空间布局下的自然延伸。

香港正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它可以选择继续在金融与地产的单一赛道上挣扎，忍受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和增长乏力；也可以选择一条更具雄心、更具想像力的道路——在内地建立制造业飞地，学习美国精英体制的精髓，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从口号转化为制度现实。

前者是安全但日渐逼仄的道路，后者是风险与机遇并存但通向更广阔未来的道路。香港的决策者应该记住一个朴素的真理：改革往往不是缺少方向，而是缺少试验的空间。制造业飞地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在不强烈冲击既有格局的情况下，借助额外的空间来拉长时间，通过渐进方式推动香港社会经济改革，让这座城市成长为一个不朽的传奇。

作者伍俊飞是紫荆党总裁，紫荆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