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来鸿｜作者程子俊 （Chandran Nair）；翻译杨志刚

古希腊对亚洲毫无启示作用。全球南方必须拒绝让美国的战争机器书写历史。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甚至延伸至亚洲，各地政策制定者如今都对“修昔底德陷阱”着迷。这一概念源于哈佛大学教授Graham Allison (埃里森) 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这概念不断教导我们：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挑战霸权时，战争几乎不可避免。这种说法是方便易明的“懒人包”。但它无视了人类缔造和平的历史，以及大多数战争的真正教训。战争往往源于征服与资源控制。美国的立国，本身就是一场征服战。但人类历史不能被简化为不可避免的战争与征服。

埃里森曾在列根与克林顿政府任职，亦是历任美国防长的顾问。这些资历在大西洋两岸政治精英的宣传体系中颇具分量。《注定一战》被包装为历史智慧，但实际上，它是一套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叙事，目的是将由西方军事与经济利益触发的冲突正常化。它引导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军事对抗为宿命，而非审视造成当前紧张局势背后的刻意选择。若进行这种审视，将会看到令人不适的真相：关于霸权、资源掠夺，以及对他者基于种族与宗教的藐视。

为何我们要用2,500年前古希腊城邦战争的视角来理解21世纪？为何被美国荷里活娱乐化的雅典与斯巴达，会变为决定人类未来的指南，仿佛它们是物理定律？而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长期累积的历史经验却被忽略？这不仅是西方中心主义，更是刻意的认知误导。

透过将冲突框定为历史铁律，美国及其盟友得以把军事围堵、制裁、与出动军队描绘为被动回应，战争被塑造成历史的必然产物，从而掩盖他们其背后的丑陋动机。当这一说法难以自圆其说时，退路则更加古老：“上帝站在我们一边。”——正如对伊朗的战争叙事。

所谓“陷阱”，是一种炮制出来的必然性，用于服务霸权与军工复合体。它将任何崛起中的国家，尤其是那些文化上与西方不同、且拒绝充当顺从附庸的国家，塑造成不稳定的来源。这不是洞见，而是在粉饰霸权主义。

“修昔底德策略”的核心谎言，在于它被呈现为铁律，并以“结构现实主义”这种看似中立的语言来讨论，使其好像地心吸力这样无可避免，而非政治选择。一旦接受这一前提，政策决策的道德内涵便消失殆尽。

道德的丧失，带来责任的消失去，于是当紧张局势升级时，便无人需要负责。当同盟扩张、军舰日益逼近他国海岸、制裁扰乱整个地区时，责任被推给模糊的历史力量。难怪美国自建国以来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在西方叙事以外，这种宿命论毫无意义。欧洲近代史充满了反复的扩张战争与殖民行为，并在一个世纪内两度陷入全面战争。其他文明则走上不同道路。中国、印度、伊朗等国，历经数千年而延续，主要依赖内部稳定而非对外权力投射。伊朗在现代并未发动领土征服战；中国亦已40多年未参与重大战争。

坚称古希腊战争比这些文明经验更具指导意义，不仅是将狭隘历史记忆误当普遍真理，更是有选择地引用历史，以为维持经济霸权的军事战略提供正当性。“修昔底德叙事”本质上是军工复合体的营销工具。只要说服公众相信崛起的竞争者是生存威胁，庞大的国防预算便显得理所当然，即使教育、医疗与基础建设被不断掏空。

将美中竞争描绘为不可避免，实际上是将巨额公共资源导向武器系统，以对抗所谓的“黄祸”，让少数人获取丰厚利润，同时削弱本国社会契约。这种叙事拒绝理解中国的世界观，也不愿承认中国大体上的防御姿态。于是形成一个回馈循环：战争的必然性，为挑衅的政策提供正当性；这些政策又加剧猜疑与军备竞赛；升温的紧张局势反过来被视为理论正确的证据。这场叙事便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真正令华盛顿不安的，并非中国的军事力量，而是其发展模式所展现的范例。以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在没有西方许可和模式的情况下，使数亿人民脱贫。对西方建制而言，这不是人类成就，而是人类威胁，因为它动摇了西方处于世界顶端的全球秩序。

东南亚、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国家被告知必须“选边站”。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可追溯数百年，其国家的未来既与太平洋伙伴相连，也与大西洋伙伴相系，这些国家无意输入他人的焦虑与偏见。所谓选边，并非伙伴关系，而是披著战略建议外衣的附庸与依附。

真正的选择，不在在华盛顿或北京之间选边，而在选择一种掠夺式增长的模式，或真正具韧性、自我实现的发展模式。西方的全球化模式愈来愈像一块“标准薄饼”：标准化、加工化、依赖远距供应链，并被当作唯一选项推销。多数社会真正需要守护的，是自己的“饭碗”：粮食与水资源的安全、在地生产能力、稳健治理，以及围绕资源约束与社会需求的经济体系。被迫选边的国家，正是这场博弈中付出最大代价的一方，而美国及其盟友强加于人的“薄饼模式”，恰恰是全球紧张局势的重要根源。

这些国家的优先任务，是守住自身的“饭碗”，重建被掠夺过的家园，并开辟符合自身历史与资源约束的发展道路。这并非孤立主义，而是自决与现实主义。少数国家垄断诠释世界方式的时代，正在结束。多极世界并非没有风险，但若能摆脱虚假叙事，将更具进步性。其发展方向，应由全球多数所塑造，而非为延续单一霸权及其盟友的叙事所主导。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正走向一个“陷阱”，而在于我们是否还会继续让那些建造它的人误导我们。

作者程子俊是全球明天研究所 (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 的创始人，也是罗马俱乐部 (Club of Rome) 的成员。著有《理解中国：治理、社会经济、全球影响》、《解构全球白人特权：后西方世界的公平》以及《可持续国家：政府、经济与社会的未来》等。

英文原文于4月19日刊登于澳大利亚网媒。中文版由香港01“扬言自得”专栏作者杨志刚获授权翻译、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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