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华德财

香港艺术界喜事浪接浪，特区政府与Art Basel签署五年合作协议、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与包括英国南岸中心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在内的13个海外殿堂级文化机构签署合作意向书。这些喜讯一方面巩固了香港的国际文化地位，也亦令人反思，香港对于自己的文化保育传承，又是否有所忽略？未来有何可加强、巩固的方向？

从日本《国宝》反思香港艺文

笔者想起今年初观看的日本电影《国宝》，当中最震慑人心的除了演员的精湛演技及对歌舞伎文化的忠实呈现，更是看见这种文化如何被郑重地传承下去。这部改编自吉田修一小说的电影，无意粉饰歌舞伎世袭制度的残酷，却反而让人看清：日本文化保育的强大，不在于它没有矛盾，而在于它愿意直面这些矛盾——然后用法律、认证、教育与国家级平台，将一门源自江户时代的全男性表演艺术，活生生地带到令和年代的观众面前。

香港没有歌舞伎，也没有“人间国宝”制度。但《国宝》提出的核心命题：一个社会如何选择、命名、保存与输出自己的文化——给当下的香港带来深刻反思。当我们一方面庆祝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签订五年长期协议、西九文化区与MoMA等13个顶尖机构结盟，另一方面却仍经常感到本土文化论述的飘忽与断裂，正是对香港文化政策的拷问。

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对“无形文化财”的定义——戏剧、音乐、工艺技术——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视野：文化不是静态的遗址，而是动态的“技艺”与“传承者”的综合体。将特定个人认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即“人间国宝”，国家的力量直接介入和保育日本的传统文化。《国宝》中主角喜久雄获得认定的一刻，既是荣耀的顶点，也是代表日本传统文化、符号化的开始。从那一刻起，他的身体、经历与牺牲，统统与国家文化的荣辱与共。

这套机制的残酷——血统优先、家门垄断、外人难入，电影并未回避。俊介身上“被期待承继名门”的焦虑，与喜久雄以天赋和拚命闯入体系的张力，恰恰构成了日本文化政策最值得参考的地方：它不回避精英化，但以系统性的传承训练，支撑起精英的再生产，透过接受长期的歌舞伎训练。这种将技艺制度化、师承认证化的做法，确保了“遗产”的纯正传承。

香港文艺生态长期存在断裂

港府在《2025年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亦已启动；但香港若只满足于举办国际盛事，所谓的“文化交流中心”终究只是“会展经济”的华丽变身。客观地说，香港近年确实交出了可陈列的成绩单，特区政府在国际殿堂级机构的合作，西九的戏曲中心、M+、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相继落成，也的确为香港提供了过往从未拥有过的硬件基础。

问题恰恰在于“连结”与“输出”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联合国《重塑创造力政策》报告提出的“平衡流动”概念，正是香港的软肋——真正的文化枢纽不能只进口顶级作品，还必须具备将本土文化推向世界的双向能力。我们与MoMA签了意向书，但MoMA的策展人会主动追踪香港舞蹈团、小剧场或独立电影人的作品吗？我们的“本土叙事”——从粤剧到当代装置艺术——有没有被系统性地研究、论述、翻译、包装成可供国际对话的内容？

更具结构性的隐忧，是香港文艺生态长期存在的断裂：一端是高度依赖政府公帑的基层艺团，另一端是商业资本主导的国际顶级盛事。前者经常陷入短期项目制的生存焦虑，后者则与本地中小型创作生态几乎脱钩。Art Basel期间画廊的销售数字再亮丽，也未必有一分钱流入独立实验剧场。这种“上层开花、基层凋零”的现象，不是靠多办几个节日就能解决的。

理应全面改革本土文化治理体系

另一缺失，是香港并未建立类似日本的“技艺传承”与“命名”机制。我们的粤剧名伶、工艺匠师、当代舞蹈编导，谁来认定、谁来记录、谁来将他们的“身体知识”转化为可传承的课程与认证？这些都需要靠制度的保障。若要回应联合国倡议的“可持续文化治理”，以下两个方向，值得纳入下一阶段《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的修订讨论：

第一，建立“文化技能传承”的认证与资助框架。参考日本“人间国宝”制度的合理内核——不是照搬其血统优先的封闭性，而是学习其将“技艺”与“传承者”同时列为保护对象的制度逻辑。香港可先由康文署或香港艺术发展局牵头，针对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粤剧、南音、凉茶制作、龙舟工艺）以及当代表演技艺，建立“技艺传承者登录制度”及师徒制专项资助，不一定要给予象征性头衔，但必须提供超越一般项目制的长期支持。

第二，重新设计“文化治理”的财政光谱。目前香港的文艺资金分配过度集中在两个极端：政府拨款（往往上限较低且限制重重）与商业赞助（往往倾向安全的、有票房保证的项目）。中间严重缺失——例如社会影响力投资、社区集资、企业配对基金专门支持中型实验创作。政府可考虑成立“文化创新混合金融工具”，由公帑承担部分风险，吸引私人资本投入中小型艺团的长期发展。

回到电影《国宝》最后的场景。喜久雄获得认定，那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责任的开始。文化保育从来不是将东西放进玻璃柜，而是让每一代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与传统搏斗、对话甚至叛逆的空间。日本的做法有它的封闭与残酷，但它至少敢于用国家的力量说：这是我们认为值得守护的东西，这套技艺需要10年、20年、一代人的身体去传承。

我们的文化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世袭的、安稳的。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必须用制度去补偿这种流动性——不是要复制“人间国宝”，而是要创造属于香港的、能够同时容纳高端国际连结与在地身体技艺、容纳资本市场与公共价值的文化治理体系。假若真正的“传承现场”，例如粤剧等代表香港的文化——在政策的裂缝中无声退场，那才是最大的文化损失。

作者华德财曾于四大会计行任职核数员，专责审核资讯科技、航空及内地石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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