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伍俊飞

五年规划——这个既非中国首创亦非中国独有的制度工具，从前苏联史达林时代起就与制造业和工业发展紧密绑定。追溯历史脉络，审视当下困局，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若不以制造业为内核之一，将从根本上背弃这一政策工具的初衷，沦为叶公好龙的戏码。

五年规划的历史锚点——制造业始终是主轴

五年规划作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形式，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1925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方针。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完成，发展重工业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工业化的车轮滚滚向前。从1929年到1941年，苏联重工业增长了9倍，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39.5%上升到61.2%，新建大企业9000多家。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升至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

这一政策随后被社会主义阵营广泛借鉴。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其核心无一例外都是发展制造业、推动工业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五年规划深刻地塑造了各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发展路径。这并非偶然，因为五年规划作为一种中长期经济管理工具，其有效性恰恰在于能够集中资源、聚焦重点，而制造业正是那个需要长期战略投入、单靠市场自发力量往往难以平稳跨越经济周期的领域。市场在短期均衡调节上效率极高，但在面对长周期、高外部性、长供应链、重资产沉没成本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时，单纯依赖“看不见的手”往往会导致系统性失灵甚至崩溃。

中国内地从1953年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已编制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一五”时期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重点，启动了大规模工业建设。从“十一五”规划振兴装备制造业，到“十二五”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再到“十三五”首提制造强国、发展新型（中高端）制造业，“十四五”强调自主可控与数字经济——制造业始终是中国五年规划不可撼动的主轴。

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把市场经济纳入五年规划，实现了经济规划的成功转型，注重大型基础设施专案投资，但核心支柱依然是制造业。正是通过一个个五年规划对制造业的持续聚焦，中国才从一个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内地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五年规划之所以有效，正在于它有能力为一个经济体锚定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方向，而制造业正是那个锚。没有制造业方向的五年规划，好比一把精良的船锚砸进了一滩软泥，抓不住任何东西。

服务业不适合作为五年规划的核心内容

这不是说服务业不重要。服务业在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中都具有重要地位，一个经济体的成熟和发展自然伴随着服务业比重的上升。问题是，服务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适合作为五年规划的主要内容。金融、地产、进出口贸易、专业服务、旅游等行业，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极大，高度依赖外部需求，其发展轨迹难以通过内部规划精确控制。以五年为周期的固化的指标参数，面对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场，往往在规划期过半时就已经脱离现实。当一个五年规划的大部分目标都无法落地时，规划本身还有什么意义？

香港正在编制历史上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展开。这份规划将首次不再仅仅是香港被动对接国家战略的回应性档，而是主动谋划、系统部署的中期发展蓝图。这意味着香港第一次有机会以战略性的方式审视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而香港最根本的问题，恰恰出在制造业的空心化上。

五年规划必须对接大湾区制造业

香港的五年规划不能只盯着自己。它必须同时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和广东省的“十五五”规划。后者不是可有可无的陪衬，因为广东省的规划，正是国家战略在粤港澳大湾区最具体、最落地的体现。离开广东的制造业布局，香港的科创和制造业便无从扎根，大湾区融合也只能停留在口号上。正确的做法是，让香港的科技研发和金融服务嵌入广东的制造平台，形成“香港研发、湾区生产、全球销售”的闭环。缺少这一对接，香港的五年规划即便包装得再冠冕堂皇，也难免沦为空中楼阁。

一个经济体没有制造业根基，就像一棵树只有枝叶没有主干。2023年，香港制造业仅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约1%，即便将新型工业、出版包装和分判制造工序全部算上，整个工业部门的贡献也仅为4.4%。与之相对，金融、贸易等服务业高达九成以上。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经济结构优势，这是结构性脆弱。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擡头、地缘政治格局日益紧张的今天，一个彻底依赖服务业的香港，在外部冲击面前几乎没有缓冲垫。香港在2000年至2023年间，与工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经济增加价值增长了将近一倍，达到4,735亿港元，贡献了当年GDP的16.2%。然而，在全球供应链重新调整和内地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果未来香港工业生产本身始终接近于零，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又能稳定依附在谁的身上呢？一个只做围绕制造业的服务业而不具备被围绕的制造业的经济体，终究是倒置的金字塔，根基永远是悬空的。

从分散投入到合作区是制造业现实路径

过去几个财年，香港政府已在新型工业化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2026-27年度财政预算案推出了一系列措施：预留2.2亿港元建设首个境外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成立“AI+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统筹制定AI产业转型策略；“新型工业化资助计划”已支持近130条新智慧生产线的建立，带动超过10亿港元的私人投资；河套香港园区于2025年12月正式开园，第一期首三座大楼已落成并投入使用，首批已吸引近80家企业落户，预计整个园区将创造近10万个就业岗位；新田科技城也将重点布局中试产业和高端制造，新田科技城专属公司已获注资100亿港元起始资金，以加速开发进程。这些无疑是积极的方向，然而问题始终是同一个：如果香港的五年规划不能将这些分散的举措统筹为一个系统性的制造业战略，不能在规划层面为制造业正名，这些投入就仍是零散的拼图，而不是一幅完整的蓝图。

香港需要的不只是一张纸上谈兵的规划，而是一部以制造业为核心、以投资驱动的实操性发展纲领。唯有基于具体专案落地的规划，才能让每一个五年成就一批龙头企业、一批硬核制造产能。香港要正视一个事实：以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五年规划，绝不仅仅是一份政策文件，而是香港能否跳出“服务业独大、制造业空心”路径依赖的关键之举。

当然，现实约束不容回避。香港用地成本高昂、空间资源稀缺，在本地大规模发展传统制造业并不现实，但这不意味着只能远离制造业，而是意味着选择正确的模式。解决方案已经摆在了桌面上：在大湾区内与内地城市建立制造业合作区。

深圳的深汕特别合作区就是最好的先例。这个曾经的粤东经济洼地，将汕尾的土地资源与深圳的产业、技术、市场优势结合起来，短短数年间已从地区生产总值38.95亿元跃升至242亿元左右。比亚迪汽车工业园在此落地，聚集了近30家上下游企业，依托小漠国际物流港开通了多条外贸滚装航线。“工厂—港口—海外”被拧成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充分说明，在大湾区内建立工业合作区，从物理上解决“香港制造”的空间瓶颈，是完全可行的。

五年规划灵魂是制造业

香港完全可以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复制深圳的这一模式，将研发与中试环节保留在本港，将量产布局到合作区，把香港的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化资源，与内地城市的制造产能和外迴圈出海资源深度结合，实现“香港研发＋内地制造＋全球市场”的完整闭环。事实上，香港工业界已提出“用好北部都会区和大湾区平台”，香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路线图中也明确要“依托高端制造与国际化平台，助力内地产能升级与产品出海”。河套香港园区的发展纲要更是明确提出，至2035年将协同深圳将河套推至国际领先地位，并与大湾区内地城市成熟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有机结合，建设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试转化基地。关键是，这些构想必须在五年规划中得到制度化的安排，而不是停留在各园区各自推进的分散状态。

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承载着改变这座城市经济形态的历史使命。它必须直面制造业空心化这一根本性缺陷，正视服务业不适合作为规划核心的制度性局限，将“香港研发＋大湾区制造”的合作模式系统性地写入发展蓝图。五年规划不是口号，不是名单，更不是安慰剂。五年规划的灵魂是制造业。没有制造业的五年规划，不是真正的五年规划。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香港的五年规划，当自肇始即履正途。

作者伍俊飞是紫荆党总裁，紫荆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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