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梁名峰博士

香港在近年财政压力与社会需求同步上升的背景下，逐步以“精准扶贫”作为主要政策框架，取代2013年至2021年间以官方贫穷线为核心的扶贫模式，将焦点集中于被界定为最有需要的群体，例如“㓥房”住户、单亲家庭及长者户。这一取向在公共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定程度提升了资源配置的针对性与效率。然而，当“精准”逐渐成为政策主调，我们或需要进一步思考：在日益复杂且不断扩散的社会风险面前，现行扶贫策略会否过于着重“识别个案”，而未能充分回应贫穷背后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近期欧盟公布的《反贫穷策略》，正提供了一个具对照意义的参考框架。

欧盟从“贫穷状态”走向“贫穷风险”

2026年，欧盟委员会推出首份全面的《EU Anti-Poverty Strategy》，并订下2050年前消除贫穷的长远目标。虽然欧盟早于2010年及2021年已设定减贫目标（包括2030年前减少1,500万人处于“贫穷或社会排斥风险”AROPE），但这份新策略的最大意义，在于政策思维的转变：不再只处理已陷入困境的人，而是将贫穷视为一种可能影响整体社会的“结构性风险”。

在此框架下，政策重点由“找出谁最穷”，转向“降低更多人跌入贫穷的机率”。其核心支柱包括促进优质就业、确保公共服务可及性、提供充足收入保障，并透过数据指标建立跨年龄、跨领域的制度性安全网，强调全生命周期介入与跨政策整合。

香港的制度基础与“精准扶贫”转向

香港拥有综援作为最后安全网，公共租住房屋为超过三成人口提供可负担居所，在职家庭津贴及长者生活津贴等措施亦针对不同群体。然而，自转向“精准扶贫”以来，政府较少以整体视角全面检视这些既有安全网的扶贫成效，主要聚焦特定高风险群组的针对性支援。

近年推行的精准扶贫透过项目化介入（如社区客厅、“共创明Teen”计划等），快速回应㓥房住户、单亲家庭、独居长者等群组的急切需要，在处理极端个案方面具有一定成效。

“精准识别”在“风险预防”的限制

然而，随着生活成本高企、劳动市场萎缩及人口老化，贫穷形态已不再局限于个别群组，而逐步呈现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脆弱状态。在此背景下，仅依赖个案识别与定向支援，预防功能容易受到限制。当政策愈强调“精准”，有时反而愈难及早触及那些正在逐步恶化的边缘风险，形成一种“愈精准、愈难覆盖”的张力。这亦说明，当贫穷由个别问题转为广泛风险时，依赖单一精准识别的政策工具，可能难以承担全面回应的功能。

这种局限在香港清晰可见。不少在职家庭虽未达援助门槛，却长期承受高昂租金与收入波动；部分青年虽未被界定为贫穷，但在就业与发展机会上的不确定性，正逐步累积为未来的贫穷风险。这些群体往往游离于政策焦点之外，却可能成为下一波贫穷人口的主力。

从个案介入走向制度整合

香港目前较侧重“解决问题”——透过精准识别改善已发生的具体困境；欧盟则更强调“预防问题”——透过制度设计降低整体风险发生的机率。两者并非互相排斥，但当前香港的政策框架，在风险预防与制度整合层面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欧盟经验显示，贫穷问题往往跨越多个政策领域。对香港而言，可在现有基础上考虑以下方向：强化跨部门数据共享与风险预警机制，早于风险恶化前及早介入；提升福利制度的可及性与渐进式退场安排，减少“福利崖”效应；加强房屋、就业、教育与社会服务的政策协同；逐步扩大对“在职贫穷”及“脆弱中产”等边缘群体的预防支援。这些调整重点不在大幅增加开支，而在于政策视角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管理风险”。

扶贫不应限于事后补救，更应对社会结构作出政策回应。欧盟的经验提醒我们，当贫穷被视为会扩散的风险，政策便不能只停留于识别与救助，而需建立更具前瞻性的制度基础。对香港而言，问题或许不在于是否足够“精准”，而在于——当风险愈来愈广泛，“精准”本身，是否已不再足够成为答案。

作者梁名峰，社会学哲学博士，从事政策研究及社会影响力评估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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