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莉珊

2026年5月13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再次迎来一位熟悉的访客——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一次他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是2017年11月8日的深秋之夜。那时场面宏大，两国元首在故宫太和殿前漫步，宾主尽欢。而这一次，初夏的天坛静候着这位80岁总统的到来，接待规格从“超规格”回归“国事访问”的常规范式。

中美博弈天平倾斜

特朗普此行三天（5月13日至15日），重点聚焦在3月14日的核心日程：上午欢迎仪式后即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间出席国宴；15日上午茶叙和工作午餐后启程返美。与之随行的，包括苹果CEO库克、Meta CEO朱克伯格、微软联合创办人比尔·盖茨、OpenAI CEO奥特曼、Google CEO皮柴等20余位科技与AI领袖。马斯克虽曾受邀，但因与特朗普近期矛盾，并未亲自出席，只派代表参加。媒体报道的出席人数约24位商界与科技领袖。中方则于5月11日才“最后一刻”官宣此访，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九年过去，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早已走过了一轮完整的博弈周期。更缜密的解读是，中美力量对比和博弈态势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九年前，华盛顿掌握对华经贸主导权和关税大棒，中方试图以“大单”换取稳定的外部环境。而今时不同往日：2025年4月特朗普发起的“解放日关税战”让中美平均关税一度上冲至145%，中方随即精准反制——管制稀土出口、加征反制关税，直击美国军工和农业命脉。半年多的消耗战让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博弈的天平已经发生了微妙倾斜。

中方掌握更多筹码

与2017年相比，双方形势已出现变化。特朗普目前“有求于中方”的三重维度：经贸上，美国急需中国大规模采购农产品和能源以巩固中期选举票仓，并希望中国恢复稀土出口；国际事务上，美伊战事陷入泥潭，美国希望中国对伊朗施加压力，协助走出困境；政治声望上，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处于低点，他需要以一次成功的访华成果向国内展示外交成绩。

反观中方的核心关切清单——台湾问题位于最优先位置。中方料将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明确反“台独”，并进一步争取美国取消加征关税、放宽出口限制、撤销对千余家中国实体的制裁。显然，双方的诉求清单并非完全对称，但正因为美方在经贸和地缘政治上的“迫切需求”，使得中方手中握有更多筹码，在议程设置上拥有了更大的主动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方直到访问前48小时才正式官宣，以及在会谈议题的排序中，台湾、科技、AI规则被置于最前列。

而这种攻守态势的转换，恰恰凸显了此访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解决所有分歧，而在于建立防止关系失控的护栏。其意义主要在于定调、止损、稳预期、控风险。换言之，中美都清楚一次访问不可能终结关税战或解决台湾问题，但双方都需要一个确定性的承诺来将竞争锁定在可控边界内。

台湾是中国底线

经济层面，中美在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定即将到期，此次会晤核心目标之一是让“临时休战”制度化，避免关税螺旋上升。特朗普随行的庞大企业家阵容证明，美国商界迫切需要将供应链关系和出口市场稳定下来。白宫方面也明确表示将推动组建中美贸易委员会与投资委员会，将关键大宗商品交易纳入常设协商轨道。

科技层面，作为人工智慧领域的两大领导者，双方在AI治理、风险管控上的需求空前迫切。有学者预测，美国虽会继续维持对高端AI芯片、算力的出口管制，但也有可能开启AI军事误用、模型失控风险评估等低敏感、高风险的专项对话。

台湾问题上，中方将底线划得非常清晰。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曾亲自致电特朗普，强调“绝不允许台湾脱离中国”。此前美国国会批准的11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目前处于搁置状态，特朗普会晤后此案是否重启，将是检验美方承诺成色的重要尺规。有知情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目前倾向于在中期选举前稳定台海局势，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打乱中美关系大局的变数。

地缘政治的最大变数——伊朗局势，反而有可能成为中方手中的筹码。美国在中东陷入持久战，霍尔木兹海峡货运受阻正在冲击全球能源价格和美国盟国体系。中方此前在伊核问题上的谨慎立场——强调停火降温、政治解决、反对单边制裁——正日益获得更多国际共鸣。特朗普迫切希望中国出面劝说伊朗重开海峡，这一诉求使北京在对华盛顿的博弈中增添了战略筹码。

“定调会晤”尤为必要

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极变数来自中方对美方承诺的深度怀疑。中国民众和外交界没有忘记特朗普2017年访华归国后立即对华发起大规模贸易战的往事。但恰恰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让这次“定调会晤”显得尤为必要。

最直观的成果可能不在议题上，而在机制上。 从目前释放的资讯看，建立中美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重启军事热线、设立AI风险对话机制——“框架构筑”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签署新的商业大单。

不难发现，北京此刻的冷静应对折射出一种日益成熟的大国外交心态：与其寄望于领导人的私人友谊，不如用明晰的制度、稳定的沟通管道和务实的利益捆绑来管理大国竞争。从故宫到天坛，从“超规格”到“常规国事访问”，变化的不仅是接待的规格，更是中国对美外交逻辑的深刻进化。

中美的对话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至少能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安装一个方向舵。而历史的评判，从来不在接待规格的高低，而在于掌舵者们是否能为巨轮找到一条不撞向冰山的航线。

作者杨莉珊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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