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张远深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2026年4月出版的《我的政权构想》，与其说是一本施政蓝图，不如说是一份带有鲜明历史投射的政治宣言。书中反复强调“继承伟大祖先的精神文化财产”，这让人不由得想起战前日本“脱亚入欧”、“富国强兵”的意识形态回声。高市试图以“国家正常化”的名义，打破战后和平宪法对军事力量的束缚，却刻意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日本战后的“非正常性”，恰恰是其对侵略历史的自愿赎罪与国际承诺的结果。抛开这一历史前提去谈“正常化”，不只是对亚洲邻国感情的无视，更是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

从军国复辟疑云到“正常化”话术

高市在书中将中国和朝鲜描述为“直接威胁”，并主张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这套论述并非新鲜事物。早在1950年代，日本前首相岸信介（高市的政治偶像）便试图修宪以重建军队，最终因民意反弹而失败。1990年代，一些右翼学者提出“普通国家论”，主张日本应拥有集体自卫权。高市早苗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将这一政治目标从学术讨论直接搬进首相官邸的操作手册，并赋予其前所未有的执行速度。

笔者认为书中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高市在书中详细规划如何继续并强化她目前的政策。在外界看来，她的经济安保政策与安倍时代一脉相承，但实则更为激进。安倍晋三执政末期，防卫费占GDP 1%左右，高市则将2%目标提前到2025年度达成，并在2026年初已着手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打算从“专守防卫”转向“积极防卫”。这种转向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吉田茂时期的“轻武装、重经济”路线——高市要打破的正是这条主导日本70年的战略传统。

她理解中的“政策继续”，不是简单维持，而是加速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部署中程导弹、创设国家情报局。书中甚至暗示，日本应考虑在“台湾有事”时派遣自卫队协助撤侨及后勤支援。这与1996年台海危机时桥本龙太郎政府的谨慎姿态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日本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今高市却将台湾问题内化为日本“存立危机事态”。这种变化的历史逻辑，不在于客观威胁的急剧增大，而在于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力量的代际更替：战后出生、对侵略历史缺乏切身体验的政治家，正在用“现实主义”包装历史修正主义。

中日关系从求同存异滑向对抗深渊

高市在书中仅以寥寥数语提及中日“重要邻国”关系，却用了整整一章讨论“经济胁迫应对”和“印太联盟建设”。这反映了一个深层结构：中日关系正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艰难的历史转折点。

回顾历史，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时，中日双方以“求同存异”搁置历史问题；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更明确提出反对霸权。邓小平访日期间，两国缔结了长期贸易协定。1998年江泽民访日，双方发表《联合宣言》，日本首次以书面形式对侵略历史表示“反省”。即使在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低谷期，两国依然保持着高层往来。然而，高市在书中所规划的路线——将中国定位为“规则挑战者”，联合美澳印越构建半导体、矿产供应链的“去中国化”——本质上是试图将冷战式的对抗结构移植到21世纪的亚洲。

笔者认为高市的路线之所以危险，不在于它过于强硬，而在于它缺乏历史的自我制约机制。昔日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老一辈政治家之所以能在对华强硬与合作之间找到平衡，是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战争，深知冲突的代价。高市这一代政治领袖，成长于冷战尾声与经济泡沫时代，对东亚地缘政治的记忆更多来自教科书而非血肉之躯的经验。这意味着，她所构想的“继续政策”，将比以往任何一届内阁更容易滑向对抗的深渊。

稳健未来基于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阅读《我的政权构想》，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高市早苗试图用一个臆想的“强大日本”来替代战后和平发展的真实历史。她所称颂的“祖先精神”，选择性地忽略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带给亚洲的灾难，她所描绘的“中国威胁”，夸大了短期安全风险，却低估了长期经济相互依存的韧性。

对于中日关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试图摆脱历史包袱、却又拒绝真诚反省的政治路线，最终都会被历史反噬。高市在书中写道：“我们必须为下一代开拓稳健未来的道路。”然而，真正的稳健，不在于装备多少导弹、缔结多少军事同盟，而在于能否从历史中学到悲剧的本质，从而有勇气选择一条不同于战前的道路。高市的政权构想，恰恰缺少这份最为珍贵的历史智慧。

作者张远深是一位日本政治评论员、时事评论家及专栏作家，专注于分析国际政治、日本本土政经架构、东亚区域安全及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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