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梁名峰博士

在宏观经济学中，数据往往被赋予近乎权威的地位。根据政府统计处早前（5月1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2023年约2.9%的疫后低位，至今仅温和回升至3.7%。在传统政策语境与教科书的理解中，低于4%的失业率一般被视为接近“全民就业”，象征着一个看似稳健而健康的劳动市场。然而，这种稳定的数字，却与不少市民对“揾工难”的实际感受形成明显落差。

在同一时间，另一组反映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数据显示，本港大学毕业生的正职职位空缺由2021年第四季约15,000个，跌至去年同期约7,500个，跌幅约50%。针对这一现象，有意见认为，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与自动化趋势，或已逐步取代部分传统入门职位，对就业市场造成影响。这些变化显示，即使整体失业率维持低位，就业市场内部的机会结构，可能正面对挑战。

“失业职缺比”对“AI职代职缺论”的启示

就上述现象，本土研究社于5月17日在Facebook发表的贴文，引用“失业职缺比”作为观察指标，即衡量劳工市场中“多少人竞争一个职位”。相比单一的失业率，这一指标同时反映职位供应与求职人口，因而更能体现市场的实际竞争压力。数据显示，在2018年疫情前，香港的“失业职缺比”为1.27，而至2025年则升至2.1，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例如新加坡由疫情前的约0.75，上升至疫后约1.03，仍接近供求平衡水平。

文章指出，若人工智能已广泛冲击劳工市场，相关趋势理应在不同经济体中普遍出现；然而，实际上“失业职缺比”明显上升的情况，却主要集中于香港，因而引发对本地结构性因素的关注。在进一步分析中，文章亦探讨外来劳工输入与上述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并指出若干较多输入外劳的行业——包括地盘工人、住宿及餐饮服务、零售，以及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等——其“失业职缺比”上升幅度尤为显著，反映相关工种的求职竞争更趋激烈。基于此，文章建议可参考“失业职缺比”等指标，以作为调整外劳政策的参考依据。

香港疫后劳工市场规模的转变

无论采用“失业职缺比”或其他指标观察，均可见在社会与经济结构转变之下，失业率作为监察劳工市场状况的功能已逐渐减弱。笔者于去年在HK01的一篇文章《领综援必须做义工？论香港责任福利讨论的失焦》中亦曾指出，“低失业率只是劳动人口的减少比劳动市场收缩得更快而已。”

在疫情爆发前，以2019年全年计，香港15岁及以上的劳动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佣工）为3,659,300人（劳动参与率为58.6%）。至疫情结束前夕（即2022年尚未受高才通计划及扩大外劳输入政策影响），该劳动人口下降至3,458,900人（劳动参与率为56.1%），较2019年减少200,400人，跌幅约为5.5%。其后至2025年期间，在高才通计划、各类外劳输入措施及人口迁移等因素影响下，相关劳动人口微升至3,465,700人；但劳动参与率则进一步下降至54.6%。与2019年相比，劳动人口仍减少约193,600人，跌幅约为5.3%。

如果将撇除公务员后的各行业从业人数与职位空缺数目合并视为“总职位数”（即总就业机会），则2019年第一季的总职位数为2,953,851（从业人数2,874,272人，加上职位空缺79,579个；职位空缺率为2.7%）。到了2023年第一季，总职位数下降至2,797,567（从业人数2,719,816人，加上职位空缺77,751个；职位空缺率为2.8%）。至最新数据（2025年第四季），总职位数进一步回落至2,761,634（从业人数2,710,182人，加上职位空缺51,452个；职位空缺率为1.7%）。与2019年第一季相比，总职位数减少192,217个，显示劳工市场整体规模出现收缩。

上述两组数据仅属粗略比较，并不能直接用作相减。原因在于，15岁及以上的劳动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佣工）包含公务员，而“总职位数”（即总就业机会）则排除了公务员；此外，用于计算总职位数的相关数据亦并非来自同一季度（例如未能取得2026年第一季的数据）；而季度之间的总职位数本身亦会出现一定波动，因此需要审慎解读。

尽管如此，相关数据仍可反映若干重要趋势。例如，由疫情前（2019年）至尚未实施高才通计划及扩大外劳输入政策之前（约2022年），15岁及以上的劳动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佣工）减少约200,400人；与此同时，在大致同期内，香港的总职位数亦减少约156,284个。这显示在劳动人口减少的同时，劳工市场的职位需求亦同步收缩，整体而言，市场规模出现萎缩。虽然目前缺乏更细致的数据以进一步拆解劳工市场的结构变化，但从最新数据可见，2025年的职位空缺率为1.7%，反映职位空缺比例已回落至较低水平，“有工无人做”的情况或已大致缓解。

输入外劳对失业率的解读影响

再次强调，上述数据仅属粗略分析，但已反映香港就业人口结构正在转变，当中包括高才通人才及外劳比例有所增加。失业率的计算方式为“失业人数÷劳动人口”。在引入外劳的情况下，由于外来劳工大多以就业身份进入市场，会直接增加劳动人口中的就业人数，理论上有助压低失业率。然而，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自2024年1月失业率升破3%后，其后持续回升，至近期已达3.7%，同时劳动参与率仍呈缓慢下降趋势。这显示，即使在输入外劳及人才的背景下，本地劳工市场的整体就业情况并未明显改善，甚至可能反映出结构性压力正在累积。

作者梁名峰，社会学哲学博士，从事政策研究及社会影响力评估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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