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罗浚轩

家福会公布的《香港家庭幸福指数》显示，2026年家庭幸福指数为6.09分，较去年上升0.03分。单以整体分数而言，属于止跌回升的正向讯号。然而，若把焦点放在心理健康与社工实务，分数的上升不宜被过度解读为情绪风险同等下降。原因在于，调查同时揭示了“家内孤岛”与“孤独”等指标，表示部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连结并未随着生活面向改善而同步修复。对助人工作者而言，幸福指数可以作为家庭福祉的宏观参考，但真正影响心理健康的，往往是关系的可近性、可倾诉性（ability to talk）、以及支持是否能在需要时被有效接住。换言之，家庭运作未必等同于心理安全；日常生活能维持，不代表情绪需求能被理解与回应。

正视“家内孤岛”与孤独风险

第一个值得关注的心理健康论点，是幸福指数回升可能存在“平均数遮蔽”现象。整体指数上升幅度不大（0.03分），而且指数由多个面向汇整而成。当其中某些面向改善（例如家庭资源或生活平衡），平均数可能回升，但若情感连结与支持系统在特定群组仍然薄弱，仍可能持续出现孤独与情绪压力。例如调查指出，全港约52万人处于“家内孤岛”，即不愿与家人、朋友或AI倾诉心事；同时亦有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被界定为“孤独”。从心理健康角度，孤独不只是缺乏陪伴，而是主观上感到不被理解、不被接纳，或与他人互动缺乏情感深度。当这种主观感受长期存在，容易导致焦虑、抑郁风险上升，亦会影响求助行为与人际信任。故此，幸福指数的回升不应被视为心理风险已被全面处理，而需要更细致地分析孤独、倾诉障碍与支持系统的落差。

第二个论点是“家内孤岛”反映的可能是求助障碍，而不单是沟通意愿不足。调查所谓“不愿倾诉”的背后，可能包含多重心理因素，例如害怕被责备、担心被否定、觉得说了也无用、或过去曾因倾诉而产生冲突与失望。从家庭系统取向看，家庭沟通若长期呈现失衡，成员会逐渐学会“不说比较安全”，形成沉默的互动循环。久而久之，情绪变成难以表达的负担，关系从“可互动”转变成“维持功能”。社工在介入时若只建议“多些相处”或“多谈心”，可能忽略了真正的核心：需要先理解为何不敢说、为何不被接住。实务上，社工可透过情绪觉察训练、家庭沟通技巧（例如如何回应感受而非立即解决问题）、以及安全对话的建立，让倾诉不再等同于风险或羞耻。

第三个论点是孤独可被视为公共卫生与风险管理议题，而非单一个人问题。调查加入“孤独”相关问题并探讨与家庭幸福、AI互动的关系，正反映孤独已被世卫视为需要系统性回应的公共卫生课题。对社工而言，这提示我们服务设计不宜只依靠个案自发求助。若把孤独纳入风险分层，就能更早识别高风险族群：例如在家庭内难以倾诉者，可能需要先建立接触性（能否被看见与被接近）；对于已经明显感到孤独但仍不倾诉者，则需先处理阻碍求助的心理机制，再逐步建立支持网络。这种做法能避免服务仅在危机出现时才介入，使心理健康支持更具预防性、持续性与可及性。

重塑家庭的“情绪承接能力”

第四个论点与调查中AI相关结果直接相连。调查显示18至29岁受访者中，有四成（41%）表示愿意向AI Chatbot倾诉心事。从青年心理健康角度，这不必然意味着青年“不需要人”或“不擅长人际”。社工更值得探问的是：AI提供了什么？例如AI可能提供即时回应、降低评判压力、允许匿名与重复表达、并让使用者能在情绪未必清晰时先把想法整理成句。若青年在家庭内或同伴支持中感到缺乏安全、难以被理解，AI就可能成为一种过渡性情绪支持工具，让情绪先被缓解或被整理。换言之，AI在此可能扮演情绪急救站（emotional triage）的角色，而不是永久替代关系的最终方案。因此，社工的介入方向可以是：肯定AI作为整理工具的价值，但同步引导青年把AI协助后的核心情绪与需要带回真人支持系统（家人、朋友、或专业服务），以免支持停留在单向互动，导致关系修复仍然缺席。

第五个论点则是“AI倾诉比例偏高”可能反映家庭情绪承接能力不足。调查亦指出，在18至29岁中，撇除不认识AI的受访者，有七成（71%）相比AI更愿意向朋友倾诉，但与AI相比愿意向家人倾诉的比例只有约58%，显著低于30岁或以上组别的近八成（78%）。这种落差在社工视角上可被理解为：青年在家人面前未能获得与其期待相符的情绪回应方式。可能的情境包括：家人偏向提供立即建议而忽略情绪本身、讨论情绪时容易出现价值评判或责怪、或家庭倾谈缺乏固定时间使对话不易成形。社工因此可把重点放在家庭内“情绪回应能力”的培养，例如训练家人如何反映感受、如何进行同理回应、以及如何在不威胁关系的前提下提出支持。若只要求青年“多与家人相处”但不改善回应质量，青年仍可能因不安全感而选择替代性的倾诉出口。

将心理福祉转化为持续支援

第六个论点涉及结构性因素：收入差异与家庭压力可能会放大孤独与沉默。调查显示不同收入层的幸福指数存在差距，且在月入略低于本港收入中位数的群组中，幸福指数甚至低于整体平均值。社工在分析此现象时，可将经济压力视为心理健康的背景变项：收入不足可能导致时间匮乏（长工时或兼职）、居住空间压力、以及日常生活的持续紧张。当家庭成员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耐性与情绪弹性下降，倾诉更容易变成冲突点或无力感的来源。故此，心理健康介入若能与实际支援（例如福利、喘息服务、育儿或照顾支援、职业与家庭协调资源）同步，更能提升介入的可持续性。否则个案可能在情绪层面被鼓励倾诉，但在现实层面仍缺乏能改变生活压力的支持，导致改变难以维持。

综合以上观点，家庭幸福指数的回升固然值得肯定，但调查同时呈现的“家内孤岛”、“孤独”与青年向AI倾诉的趋势，提醒社工必须把心理健康视为需要被看见、被介入、并以风险分层方式处理的议题。建议助人工作者在实务上采取三个方向：其一，厘清不倾诉的心理与互动原因，协助家庭建立安全、可理解的沟通模式；其二，将孤独纳入风险管理，提升服务可及性与预防性；其三，在伦理与安全前提下理解AI作为过渡情绪支持工具的价值，并逐步引导青年把情绪整理成果带回真人支持与专业资源。只有当关系品质与支持系统同步改善，幸福指数的上升才可能真正转化为持续的心理福祉。

作者罗浚轩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现正修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社工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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