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张远深

香港中学文凭试（DSE）将于7月15日放榜，在各中学总能看到学生及家长焦急的脸孔、疲惫的神情，以及新闻铺天盖地的“状元”访问。这幅画面，已成为香港社会在7月内的集体记忆。然而，我们甚少停下来思考：一场考试，值得定义整个青春吗？

DSE支配下的青春

在香港，一个学生的中学生涯，从中四选科那一刻起，便被DSE彻底塑造。选科不是基于兴趣，而是计算“哪些科目容易夺星”；课外活动不是为了探索自我，而是为了填满“其他学习经历”的表格；补习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补习名师的“贴题技巧”比课本知识更重要。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终点——DSE。

当教育被考试异化，学生不再是学习的主人，而成为了分数的奴隶。他们的潜能、创意、批判思维，在反复操练和标准答案中被磨平。DSE表面上是一场公平的竞争，实际上却是一场压抑个性的流水线作业。

若将目光投向日本，我们会发现另一种可能。日本的大学入学共通测验虽然也是标准化考试，但其背后的教育理念与制度设计，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思维。

共通测验并非唯一入学标准

共通测验最值得借鉴之处，在于它从来不是唯一的入学标准。日本各大学普遍采用多元选才机制：国立大学重视共通测验加校内二次试验，私立大学则更灵活地结合推荐入学、AO入学（即综合型选拔，重视面试与活动经历）、小论文等多种方式。一个学生即使共通测验成绩平平，只要在校内面试中展现热情与潜力，或拥有出色的课外活动经历，依然有机会入读心仪的大学。

这种制度设计背后，是对“考试成绩”与“个人能力”关系的清醒认识：分数能够反映的，远比一个人的真正潜能要少。一个在实验室里充满好奇心的学生，可能在物理科的标准化试卷中表现平庸；一个对社会议题有深刻洞察的年轻人，可能无法在限时写作中完整表达思想。共通测验的多元入学体系，为这些“非典型优秀”的学生打开了通道。

更重要的是，共通测验的科目设置展现出对学生自主性的尊重。考生可根据志愿大学的要求，从六大领域三十个科目中自由组合应考科目。这种“量体裁衣”的设计，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来规划学习路径，而非被统一的“核心科目”强行塑造。

“一刀切”设计否定多元智能

反观DSE，其问题并非技术层面的试题设计或评分标准，而是整个制度逻辑的结构性缺陷。

首先，强制核心科目是学生最大的负担。四个核心科目中，中文、英文、数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每一个都占据大量学习时间。对于语文能力较弱但数理天份高的学生，中英文科可能成为他们升学的绊脚石；对于有志于艺术或体育的学生，核心科目的要求更是一种无关的消耗。这种“一刀切”的设计，本质上是对多元智能的否定。

其次，标准化考试与创意培养本质上相悖。DSE的考核模式强调答题框架、时间管理、应试技巧，这些能力固然重要，但当它们成为教育的全部，学生的批判思维、创造力、自主学习能力便被边缘化。一个在DSE考取高分的学生，未必能在真实世界中解决复杂问题；一个在课堂上提出独到见解的学生，却可能因为“答案不合标准”而在考试中失利。

第三，考试主导了整个中学课程，而非课程主导考试。这是DSE最根本的倒置。按理说，考试应是检视学习成果的工具，但在香港，中学的课程设计、教学进度、课外活动安排，全部围绕DSE转动。高中三年的学习，本质上就是一场长达三年的考试准备。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是擅长应试的“考试机器”，而非具有探索精神与终身学习能力的“完整的人”。

当教育变成一场零和游戏

DSE制度最深刻的影响，或许不在于考试本身，而在于它所塑造的教育文化。

在DSE的逻辑下，教育成为一场零和游戏。学位数量有限，高分者得之，低分者失之。这种竞争逻辑渗透进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学生之间难以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因为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意味着另一人的失败。这种文化培养的不是未来的合作者，而是孤立的竞争者。

与此同时，学生的自我价值与考试成绩紧密挂钩。考取高分的被称为“状元”，获得社会的赞誉与关注；成绩不理想的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仿佛一场考试就定义了他们的人生价值。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深远影响。近年学童自杀问题令人痛心，背后固然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但考试压力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推手。

当一个学生的价值被浓缩为一纸成绩单，当他们的青春被考试填满而没有留白探索自我的空间，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说，这是“教育”？

DSE并非一无是处。它的国际认受性、评分机制的稳定性，确实有其价值。但笔者认为问题在于，当一个制度从“工具”变成“目的”，从“评核手段”变成“教育本身”，它就必须被重新审视。

香港教育应走向学习本位

笔者认为借鉴日本共通测验的经验，香港可以考虑以下方向：

第一，降低核心科目的强制性。将中英文以外的核心科目改为选修，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选择应考科目。这不是降低标准，而是尊重差异。

第二，推动多元入学。鼓励大学减少对DSE分数的单纯依赖，增加面试、作品集、课外活动、校内表现的评分比重。让学生知道，除了考试成绩，他们的独特经历、个人热情、社会参与同样被看见、被重视。

第三，将高中教育从考试中解放出来。重新设计高中课程，让学生在最后两年有更多空间进行专题研习、社区服务、职涯探索。考试可以是一部分，但不应是全部。

第四，改变社会对“成功”的单一想像。这是最困难也最重要的一环。只要社会仍然将“高分=名校=成功”视为唯一叙事，任何制度改革的成效都将被这种文化压力所抵销。我们需要更多元的成功故事，需要让学生知道，人生的可能性远比一张成绩单丰富。

香港的教育改革，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调整，而是价值层面的转向。从“筛选人”到“成就人”，从“统一标准”到“多元发展”，从“考试主导”到“学习本位”。这条路并不容易，但为了下一代，我们别无选择。

作者张远深是一位日本政治评论员、时事评论家及专栏作家，专注于分析国际政治、日本本土政经架构、东亚区域安全及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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