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太古城母女悲剧之后:我们是否太相信制度,而忽略了陪伴?
来稿作者:曾威慎
近日太古城一对母女在短短十小时内先后堕楼身亡的消息,令整个社会感到震惊和难过。据报道,12岁女童目睹母亲堕楼身亡后,曾由家人陪同送院接受评估及支援,其后回家不久亦不幸离世。事件发生后,社会随即讨论危机介入机制是否存在漏洞,以及相关支援是否足够。
作为一名注册社工,我明白社会希望找到答案,甚至希望找到责任谁属。然而,我觉得这宗事件带给我们最大的反思,未必只是制度是否失灵,而是我们是否过分相信制度能够解决一切。
近年社会愈来愈重视精神健康,这本来是好事。我们有专业评估、有危机介入、有跨专业合作。从新闻所见,涉事女童事发后曾接触医院心理服务、社工以及其他专业人士。
然而,精神创伤从来不是一条问卷、一个评估或者一次会面就能够完全掌握。
尤其是一名只有12岁的小朋友,亲眼目睹至亲突然离世——那种震撼、内疚、恐惧和无助,很多时候连成年人都未必能够即时表达出来,更何况是一个孩子。
我从事青年工作多年,接触过不少经历突发事故或丧亲的个案。有些人在事发初期表现得十分冷静,甚至和平日无异,但情绪可能在数小时后、数天后,甚至数星期后才突然崩溃。这也是创伤反应最令人担心的地方——表面平静,不代表内心平静。
因此,我认为社会未来讨论的方向,不应只是聚焦于当日做了多少评估、接触了多少专业人士,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更具持续性的陪伴机制。
当一个人突然失去至亲,尤其是未成年人,其实最需要的未必是更多文件和程序,而是有人真正陪伴在身边。陪伴,听起来很简单,但往往最难。
在现实环境下,不少家庭都是双职工,社区资源亦十分紧张。很多时候,专业同工完成评估后,个案便返回家庭,由家人自行照顾。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创伤,家人本身可能同样处于崩溃状态,根本没有能力即时承担支援角色。
我认为政府及社福界可以研究建立“创伤事件即时陪伴支援机制”。当涉及儿童、青少年或高危家庭遇上突发死亡事件时,除了医疗评估外,是否可以安排更密集、更持续的短期跟进?例如首24小时至72小时内提供主动接触、定期探访,甚至安排社区支援网络介入,而不是单靠一次性的危机评估。
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所有悲剧发生。社工不是超人,医生不是超人,制度也不是万能。若每次不幸事件发生后,都急于寻找一个人、一个部门去问责,未必有助问题真正改善。
但这宗事件提醒我们,精神健康工作除了专业判断,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很多时候,挽救一个人的,不一定是一份评估报告,而是一句真心的关心、一个愿意留下来陪伴的人。
愿逝者安息。更希望这宗令人心碎的事件,能够推动社会重新思考:当一个人最脆弱的时候,我们除了提供服务,还能否提供更多陪伴。
作者曾威慎是注册社工,九龙城民政事务署土瓜湾分区委员会委员,非牟利机构人员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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