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郭伟诚

特区政府早前正式公布网约车规管框架，建议现阶段将网约车牌照上限定为1万个。这个被当局视为“审慎稳妥”的数字，在社会上却引发不少反弹——在全港估计有近三万名活跃网约车司机的实际情况下，网约车运力被减少了三分之二。

死守牌照或演变成“出行灾难”

笔者理解政府在推行这项交通改革时，试图在“维护传统的士业生态”与“回应市民出行诉求”之间寻找政治平衡。然而，公共政策的平衡不应以牺牲全港市民与每年数千万旅客的出行福祉为代价。如死守一万个牌照上限，在新规管实施之日，反而可能造成不便。

要在政治现实与市民利益之间破局，政府必须跳出传统“数量管制”的思维枷锁。笔者建议大胆引入“动态最大上线司机机制”作为过渡安排，并确立长远逐步放宽配额的时间表。唯有如此，方能让这场迟到了十年的智慧交通改革平稳落地。

市民行将面对“叫车难、车费高”困境

政府推算这一万个牌照可满足现时乘车体验，其核心公式是建立在“每名司机日均营运六小时、每小时完成两个行程”的假设上。这种在办公室冷气房内计算出来的静态平均值，恰恰忽略了城市交通最具挑战性的特质：需求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高度集中。实际情况是，若高峰需求为平时的两至三倍，固定的一万名司机将无法应对繁忙时间的即时需求，形成供应缺口。当规管全面实施、非法网约车被严厉取缔后，将面临以下可预见的后果：

首先是“叫车难”与等候时间倍增。全港市民的出行需求高度集中在朝九晚五的上下班繁忙时间、恶劣天气、深夜地铁停驶，以及大型盛事散场的黄金时间。在这些关键的一至两小时内，市场需要的是运力瞬间爆发，而不是全日24小时的平均值。限制了总牌照数，市民将重回街头绝望等车的旧时代。

其次是非理性加价与基层负担加重。在求过于供的经济规律下，持牌网约车平台的动态加价机制将变得异常敏感。繁忙时段的车费可能会飙升至平日的数倍。只有负担得起高昂溢价的中产或富裕阶层才能享受高效出行，基层市民则被变相剥夺了选择权。

最后是弹性供应机制被削弱。目前三万名司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兼职或弹性营运者（如上下班顺路载客）。一旦政府实施严格发牌制，并施加最低营运要求，将逼使这群兼职司机自动离场，网约车最大特点——“弹性供应”将会失去。网约车平台的价值，在于能够透过价格机制和即时数据，因应需求高峰迅速吸引更多司机上线，从而缓解供需失衡。换言之，这种管制是直接削弱了网约车制度本身最具效率的运作机制。

引入“动态最大上线司机机制”

既然现时“一刀切”放宽牌照会招致的士业界的强烈反弹，而“死守一万”又等于变相令市民受罪，政府的最佳解法，是从“限制牌照总数”转向“动态流量管理”。笔者建议引入“动态最大上线司机机制”，作为过渡性安排，其核心操作如下：

具体而言，政府可在首阶段可批出一万五千至两万个正式“网约车牌照”，同时调低最低营运时数，并将平日非繁忙时间的“最大上线司机数量”定为一万个，以控制道路负荷并回应的士业界的情绪及关注；但当大数据监测到需求急升，例如在繁忙时段，可透过平台机制即时动态调整最大上线司机数量至最多2万个。相关触发机制可依据平台提供的实时数据(如订单积压数量、乘客等候时间等)，由政府设定公开、透明门槛。

于平日非繁忙时间设置闸门：例如在平日下午三点的交通淡季，平台系统设定“同一时间最大上线网约车司机人数为1万”。既能确保道路不被挤塞，也保障了传统的士在淡季的客源。

于尖峰、恶劣天气或盛事结束后动态开闸：一旦进入上下班繁忙时间、天文台发出恶劣天气警告、或启德体育园有数万人散场时，政府及平台的大数据系统即时自动释放配额，将“同一时间最大上线人数”弹性提升至最多2万。此时，兼职司机可以上线接单，满足市民的即时急增的需求及弹性赚取收入。

同时这套机制能在网约车司机内部，创造健康的竞争环境。系统可以设定：服务评分高、投诉少的司机，在淡季享有优先接单的权利。这巧妙地利用市场力量，使这2万名司机为了获得优先接单配额而自发提高服务质素，市民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这套机制的优势，在于以技术手段取代僵化配额。在需求低时维持秩序，在需求高时释放运力，既可避免道路过度挤塞，亦能确保市民在关键时段获得服务。同时，这种“流量控制”模式亦回应了的士业界对市场冲击的忧虑，因为供应并非无限制开放，而是受监管地调节。

明确公布逐步上升配额的长远蓝图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理解，“动态最大上线机制”终究只是一项过渡性安排，是为了消化历史共业、平息新旧利益冲突的权宜之计。香港公共交通的长远未来，绝对不能永远困在1万个限额的牢笼之内。随著规管制度成熟与市场逐步适应，长远而言，逐步有序地提升网约车发牌配额，是必然趋势。传统的士服务质素长年受诟病，根源在于永久牌照制度带来的市场垄断，逐步透明地增加网约车配额，能形成持续的竞争压力，推动传统的士业界的服务提升。

以民为本的政治承担

公共政策的核心，永远是“增进最大多数市民的福祉”，维护全港市民与每年数千万旅客的出行权益，更应是施政的重心。政府提出的1万个限额，跨出了规管的第一步。但要将这一步走得稳、走得漂亮，就应该引入“动态最大上线机制”这种具备灵活性的治理手段，并明确公布放宽配额的长远蓝图。

我们期待特区政府在这场考验治理智慧的博弈中，展现出迎难而上的政治承担。将出行的选择权与便利，真正给予每一位香港市民。

作者郭伟诚是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民协）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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