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凯．杰语｜郭凯杰

上周一（6月15日），特区政府就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本次五年规划对于历来较缺乏长远规划且正处于“由治及兴”关键阶段的香港而言意义重大。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和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为香港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窗口。然而，能否把握这个窗口，关键在于香港能否正视自身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并透过规划提出系统性的解决路径。

结构性矛盾凸显规划必要性

香港目前在创新生态、区域协同、人才结构和产业发展上面临几个相互交织的结构性张力。香港固然拥有普通法体系、国际公信力和基础研究的独特优势，以支持人工智能、航天、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发展；然而，从实验室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明显断层。科研资金的分配和高校评核机制仍高度以论文为导向，学者投身产业转化的机会成本过高，令许多有潜力的项目长期停留在论文阶段。长此以往，产业单一的问题延续，金融业对广泛民生改善的支撑有限，对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难免不足。

香港近年积极融入大湾区，但也有不少培育的科创企业在技术成熟后外流至深圳等地，香港难以分享后续税收、就业和资本增值收益，定位上的结构性失衡仍未解决。香港历来吸引不少职业生涯中后期的资深人才，但对年轻实干型创业者的吸引力明显不足。全球正进入争相吸引人工智能“AI原生代”人才的关键窗口期，须知这批人才的创业逻辑和组织形态与上一代截然不同。

这次五年规划的时间点，恰恰提供了一个系统地回应结构性问题的罕见机遇。规划的必要性，正在于透过建立跨领域协调机制和提升政策连贯性，打破“各自为政”的困局，把国家支持转化为香港实质提升的动力。

规划方法论须体现“以民为本”

规划能否转化为实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方式。目前从宣布到公众咨询只有约三个月，到年底定稿也只有九个月左右的时间窗口；相比国家层面五年规划更长的酝酿期和更注重自下而上收集民意的做法，这次时间明显紧张。在仓促情况下，各政策局容易把现有工作重新包装成规划内容，规划沦为“纸上蓝图”的风险不容忽视。

要避免这种风险，规划必须在方法论层面进行补强。首先，规划应包含清晰的KPI体系、中期检讨和问责机制。参考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既有量化硬指标、也有方向性软目标，并设有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机制。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同样应区分硬指标与软目标，设定全社会参与的中期检讨节点，确保能及时纠偏。

其次，五年规划的法律地位应予明确。施政报告在基本法中有明确法律地位；五年规划若仅作为“参考文件”，其约束力将大打折扣。可考虑通过立法赋予五年规划在资源分配、政策优先次序和跨局协调上的法律地位，明确与施政报告的关系，提高跨届政策连贯性。

再者，“以民为本”必须成为规划编制过程的核心。需要系统性通过区议会、社区组织和线上平台，广泛收集住房、就业、公共服务等民生痛点，并把改善成效纳入规划的预期指标，让市民从规划中看到与自身相关的具体变化。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机制并不意味走向计划经济。香港的核心优势仍在高效市场，规划的角色是让有为政府更好地引导资源配置、补足市场失灵、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国家早于十一五开始从“计划”转为“规划”，正是实践中不断纠错调整的结果。香港同样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平衡。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规划编制方式、实施机制还是与国家“十五五”的衔接，都有大量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关键是不要让这次略显仓促的时间表，压缩了建立有效机制和凝聚共识的空间。只有把检讨机制、法律地位和以民为本的大原则真正嵌入规划，香港才能在国家新发展的格局中稳步发挥更大作用，真正行稳致远。

作者郭凯杰是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全国青联委员，政府咨询委员，大专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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