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思政策研究所|香港创科突围——别让科研成果止于口号

撰文: 01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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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作者:张达明

香港近年积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科学园、数码港、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创科基金和人才计划相继推出,政策力度不可谓不足。然而,香港创科发展至今,最核心的问题仍然十分直接:我们是否真正能够把大学科研变成企业、产品、市场和产业?

创新政策的目标是形成规模经济

“创新”的真正意思不是把科研成果包装成口号,也不是成立几间初创公司便算成功。真正的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商业价值,让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有机会获得可观回报。若一项技术无法形成盈利模式,不能吸引私人资本,亦不能在市场上扩大应用,它便很难称得上是成功创新。因此,创新政策的目标,不应只是增加研究资助,而应推动技术进入商业营运和生产流程,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扩大产能,最终形成规模经济。

国际经验显示,成功的创新经济体并不是单靠政府拨款或科研论文取胜,而是靠一个能把知识、人才、资本、供应链和市场连接起来的生态系统。美国正是最典型的例子。美国创新成功的重要原因,不只是拥有史丹福、麻州理工、柏克莱等世界级大学,更在于它有一套成熟而活跃的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生态。初创企业在很早期便能接触投资者、创业导师、比赛、孵化器和产业伙伴。即使是一年级大学生,也可能已经开始组队、获批微薄起步费、测试商业构想,并尝试争取风险投资或天使基金支持。创业在美国不少大学不是毕业后的另类选择,而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科技初创不能只靠市场自然生长

相比之下,香港实在没有太多可以比较的地方。香港有政府资助,也有科学园和数码港等平台,但校园创业文化并未真正普及。很多大学生及投资者仍然把创业视为高风险、非主流甚至不切实际的选择;不少教授和研究人员亦更重视论文、评审和研究资助,而不是成立公司、寻找客户和接受市场检验。投资者与大学生、研究生和年轻科研人员之间的日常互动亦明显不足。结果是,香港有研究、有资金、有政策口号,却未必有足够多敢于创业、懂得创业和能够融资的年轻团队。

欧洲的经验则提醒香港,科技初创不能只靠市场自然生长。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绿色科技、先进材料等领域,研发周期长、技术风险高、前期资本需求大,私人投资者未必愿意太早进场。因此,欧洲透过公共资金、跨国科研机构网络(EEN)、股权投资、跨境研究计划和创新委员会,协助高风险科技项目走过“死亡之谷”。这对香港尤其有启示:若要发展大学初创,政策不能只资助上游研究,也要支援概念验证、原型开发、监管认证、首批客户和市场扩展。

香港应做创科链条中的高端环节

中国内地的模式则显示,创新政策必须与产业政策和供应链管理结合。内地透过高新技术园区、政府引导基金、国家实验室、大学与企业合作,以及庞大的本土市场,把科研成果直接连接产业升级。深圳的优势尤其明显:硬件制造、供应链、工程人才和快速迭代能力都十分成熟。香港不能、也不应在制造规模上与深圳竞争,但香港可以与深圳互补。香港的大学科研、法律制度、金融市场、国际网络和知识产权保护,可成为大湾区创科链条中的高端环节。

因此,香港与大湾区合作时,创新不能只停留在“研发合作”或“平台对接”的层面,而应更加重视供应链上下游伙伴之间的可行分工。芯片产业正是最清楚的例子。芯片创新并不是由单一企业或单一大学完成,而是由设计、材料、设备、制造、封装测试、软件、应用场景和资本市场等不同持份者共同构成。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专业分工,也有不同的技术门槛和商业模式。真正成功的创新,往往来自这种高度分工而又互相连接的产业链。

香港若要在大湾区创科合作中有实质角色,便应找出自己在供应链中的位置:哪些科研可由香港的大学承担?哪些原型和制造可交由深圳、东莞或其他大湾区城市完成?哪些融资、知识产权、国际认证和市场拓展可由香港提供?这种以供应链为本的思维,比空泛地谈“创科合作”更实际。

与其资助项目不如资助初创

因此,香港发展大学初创,不只是教育政策,也不只是创科政策,而是经济转型政策。香港的大学在医疗科技、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数据科学、工程、城市科技和绿色科技等领域均有基础。大学初创的价值,在于把公共资助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让学生、教授、投资者、企业和供应链伙伴共同承担风险、测试市场,并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力量。

政策上,香港首先应由“资助项目”转向“建立大学初创管道”。每间公帑资助大学都应设立专业化初创工作室,主动发掘有商业潜力的研究成果,协助师生组成创办团队,并提供知识产权、融资、产品设计、市场验证和供应链配对支援。评估标准不应只看专利或论文,而应看成立公司数目、私人投资额、首批客户、产品测试、市场收入,以及能否进入实际生产或营运流程。

其次,香港必须建立更活跃的早期创业投资网络。政府应联同大学、家族办公室、风险投资基金、天使投资人及企业创投部门,设立校园创投日、学生路演、投资者驻校计划和跨院系创业配对平台。政府的角色不是代替市场选择赢家,而是降低早期创业门槛,引导私人资本更早接触大学团队。

第三,香港应改革大学知识产权及大湾区供应链配对制度。大学授权程序应更快、更清晰、更创业友善;政府亦应按产业范畴建立供应链地图,协助香港初创与大湾区上下游企业建立实质合作。尤其在半导体、机械人、医疗设备、新能源和智能硬件等领域,香港应以“科研+金融+国际化+供应链协同”作为自身定位。

香港创科要突围,关键不在于口号,而在于能否把知识组织成企业,把企业放进供应链,把技术变成可盈利、可扩张、可形成规模经济的商业模式。大学是新思想、青年人才和前沿科研最集中的地方。只要香港能把大学、创投、企业、政府、市场和大湾区供应链真正连接起来,大学初创便不只是创科政策的附属品,而会成为香港经济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引擎。

作者张达明是“民思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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