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彭意婷

保安局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即将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并表示会于咨询期结束后整理及分析意见，争取本年内提交修例建议，以于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这次改革会处理已沿用数十年的性罪行法律框架，整体方向值得肯定，亦反映社会对更新法例已有相当共识。

尤其值得赞许的是，今次咨询文件将相当复杂的修例方向，以相对简明、易于理解的方式整理列明，回应表格亦以清晰问题逐项征询公众意见，让不具法律背景的市民也能较易掌握改革重点。对一项技术性甚高的法律改革而言，这是难得而应予肯定的做法。

不过，若期望改革能真正回应受害人经验、提升检控成效并巩固公众信心，现有文本仍有几处值得在立法阶段进一步补充，当中最关键的三项为：持续性侵犯儿童的检控处理、“误信同意”的法律界线，以及咨询制度如何更有效承接前线经验。前两项已有儿童权益及妇女权益团体深入倡议，本文则集中谈串连这些关注的共通问题，就是公众咨询制度。

咨询机制应要以“幸存者为中心”

现时的回应表格以逐项问题方式征询公众对既定修例方向的看法，这种设计令咨询清晰、易于整理，却也将公众的注意力导向政府预设的议题；至于文件未涵盖、却同样关键的难题，便较依赖回应者在补充栏目或其他意见中主动提出。换言之，咨询工具本身的结构，已某程度上影响哪些声音较容易被听见。加上咨询期只有一个月，且以书面收集意见为主，对高度敏感、也高度具体的性暴力经验而言，承接力难免有限。

性罪行改革与一般政策议题不同之处，在于最清楚法律如何影响现实的人，往往正是幸存者、前线支援者、儿童权益团体及相关专业人士。这类经验高度具体，也高度敏感，难以单靠一份意见表格完整承接。对性暴力幸存者而言，参与咨询本身就涉及安全、污名和情绪负担等问题。他们面对的除了法律条文抽象复杂较难理解，更是创伤如何影响记忆、表达、求助和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若咨询机制仍以一般政策程序处理，便容易把最需要被理解的经验排除在外。

因此，所谓“以幸存者为中心”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把其经验视为制度设计的重要知识；二是确保参与安排具创伤知情元素，减少在咨询过程中再次造成伤害；三是让幸存者毋须先符合主流对“理性、清晰、一致”叙述的期待，才能被认真对待。

即使维持整体立法时间表，政府仍可考虑在现有咨询期内或紧接其后，安排更多主题式对谈、由专业机构协助的幸存者参与渠道，以及让前线人员与草拟条文者直接交流的闭门技术会议，这类安排会有助将具体个案经验更有系统地转化为条文设计、实务指引和执法培训的基础。

公众咨询应是持续对话的机制

与其把咨询视为“发布文件、收集意见”的单次程序，不如藉这次改革建立一套较稳定的政策对话机制，让政府与民间能就具体难题持续交流。这种对话不应只停留在询问公众是否支持现时草案所列方向，也应包括交代：政府在构思过程中，是否曾考虑某些条文方向，但因法律限制、执行困难或其他实务考量而未有纳入。若咨询文件能把这些“曾被考虑但未纳入”的选项一并说明，并邀请公众表达看法，咨询便不只是对现有方案的支持度测试，而是更完整的政策取舍讨论。下文两个例子，正是这类本可摊开讨论、却未见于文件的方向。

同样重要的是透明度，若政府在整理意见后，能清楚交代哪些民间建议已被采纳、哪些仍需研究、原因为何，将更有助提升修例过程的公信力，也让愿意投入时间的团体与市民看到参与的实际作用。

如何检控持续性侵？如何界定误信同意？
两个难题反映前线经验不可缺席

咨询文本已涵盖不少重要改动，但有两项最贴近受害人处境的难题，正好显示即使政府可能已对这些议题作过初步评估，若前线经验未被充分吸纳，改革仍容易在关键处留白。

其一，持续性侵犯儿童的检控。童年性侵个案常见长期、重复、延迟披露的特征；不少受害人多年后才愿意求助，亦因案发时年幼或长期受创，难以清楚区分每一次事件的时间与细节。风雨兰过往研究指出，16 岁以下性暴力受害人平均延迟 13.2 年才求助，反映童年性侵往往伴随长时间沉默、迟来披露及记忆碎片化等问题。然而现行检控往往须按每宗独立事件分别处理，结果最具持续性、亦最难举证的个案反而最难被完整检控。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近月就此发表专门文件，指出在长期、反复发生的儿童性侵中，受害人往往难以按现行举证要求准确描述每一次事件的时间与细节；团体亦提出可参考澳大利亚的做法，将举证重点放在一段期间内反复发生的虐待模式。该会在另一份意见书中引述风雨兰过去五年整体性暴力服务数据，指出仅约 41.4% 受害人选择报警，而在有报警的个案中，仅 6% 案件于首次审讯成功定罪；虽这组数字并非专指童年持续性侵个案，但足以反映司法程序对受害人而言仍有相当高门槛。

其二，“误信同意”的界线。在性暴力案件中，受害人出现沉默、僵硬、屈服或未有反抗的反应并不罕见，亦可能与创伤反应有关。前线团体关注，现时建议对哪些情况不足以构成“合理误信同意”，未有作出更清晰的处理，实务上仍有机会沿用旧有理解，将“没有强烈拒绝”错误地接近于“可能同意”。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亦明确提出，若法律文本未有更清楚说明“没有反抗不构成同意”，亦未收窄哪些情况足以构成“合理误信”，便难以真正扭转既有迷思。

率先突破法改会框架值得嘉许
期盼日后主动深化咨询制度

值得留意的是，政府在文件中就受害人“没有同意的情况”采用非详尽方式列明，较法改会原有建议走前一步。这显示当局并非完全死守专家报告的旧框架，而是愿意因应现实需要作出补充。这种开放态度值得肯定，下一步，如咨询机制更有效吸纳前线经验，就能确保法例完整补足现有漏洞。

这次性罪行改革是重要一步，亦能为香港建立一套更符合现代标准、更尊重性自主与儿童权益的法律框架。真正稳健的改革，不只要尽快完成立法，更要在有限时间内把关键问题处理好，一切从幸存者的声音出发。这既取决于条文怎样写，也取决于我们用甚么方法聆听最受影响的人。若这次咨询能更完整承接前线经验，也让公众可以就政府曾经考虑过但最终没有纳入的方向表达意见，那么这次改革就可成为推动制度进步的完美起点。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维副秘书长，青年组织“灯芯”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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