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王妮娜博士

黑石集团旗下QTS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价值千亿美元的“全球最大数据中心”最近宣告流产，不是缺钱，而是缺电、缺民心。当AI的急速扩张导致电价暴涨，当地居民强烈抵制让一个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瞬间成为烂尾工程。人工智能（AI）一方面加速度推进企业和国家竞争力升级，另一方面它给社会民生带来的隐形影响逐步释放为：对裁员的不满、对生活成本上升的抱怨，甚至对人工智能公司高级管理层的人身攻击。反AI社会运动对传统的经济预测和规划意味着什么？政策制定者如何提升前瞻性回应“静水流深”带来的挑战？这些都应该成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清晰回答的问题。

AI悄悄冲击就业环境

数据中心引发当地居民生活成本上升仅仅是AI利刃的一角。当前社会公众的AI焦虑普遍体现为就业。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最新公布的劳动人口统计数据，香港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数字温和、符合香港经济表现良好的乐观预期。但另一方面，结构性看，20至29岁青年群体的失业率已微升至7.0%（较前值6.8%有所上扬）。在宏观失业率与以往持平的背景下，该数据引发了市场对AI冲击下初级岗位与高学历青年求职面临结构性阻力的担忧。

目前对于AI如何影响就业市场缺乏扎实和确定的科学统计数据。公众往往凭新闻报道中高科技行业裁员消息感性判断初级岗位被替代导致特定领域的职位需求大幅下降。政策制定者也往往通过总“就业人数”或“失业率”来判断经济总体运行状况。但AI时代失业是隐性的。比如一家公司可能总人数没变（还是1,000人），但它裁掉了200个初级文案、客服和基础程序员，转而招聘了200个AI Prompt工程师、数据合规官和系统架构师。这种结构性失业主要冲击初级岗位从业者。在政府的传统劳动力月报里，这种结构性失业表现为净就业增长为零，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原有的200个低技能员工已经无工可开。

失业调查尚存数据盲区

AI对就业的冲击是一场静水流深的岗位结构重组，而非传统经济危机式的大规模工厂倒闭。如果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劳动力市场技能红利转移导致的失业对基层影响最大。耶鲁预算实验室（Yale Budget Lab）近期提出“职业翻转率（Occupational Churn）”概念，建议不是一味只盯住失业率这个绝对值，同时留一只眼关注行业内岗位构成变化速度，以此作为“晴雨表”，一旦发现某行业的传统岗位配比在某个月骤降，即便该行业总人数在增加，政策也必须立即介入（例如定向提供技能转型补贴）。相反，如果政策制定者等到失业率飙升才采取行动，往往已经滞后了数月甚至数年。此时再推出失业救济或转岗培训，不仅财政成本极高，而且被淘汰的劳动力可能已经永久脱离了就业市场。

数据时滞往往带来政策盲区。香港作为一个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企业解雇员工成本较低，这使得企业在AI时代为了追求财报利润，有极强的动力在短期内大批替换初级员工，向社会释放巨大的失业压力。然而，特区政府现行的人力推算机制主要基于政府统计处和劳福局的失业率和就业调查，无法捕捉企业总人数未变、但初级职位已被AI悄然清除的隐形失业。这种市场与政策因时滞导致的盲区，正让本地青年面临毕业即失业、技能断层的一代人危机。

五年规划应纳入就业再培训

谁能先精准测量这种微观的职业翻转，谁就能在社会政策上抢占先机。香港的雇员再培训局（ERB）过去主要服务于低学历、基层劳工的传统转业（如家政、保安）。但AI冲击的恰恰是香港过去引以为豪的资产——大学毕业的年轻白领、金融分析师、法务助理和程序员。香港显然缺乏一个针对“高学历、中产白领”的技能重构机制。因此，特区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中，有必要顺应AI发展给本地劳动力结构带来的变化，主动将ERB从传统的基层转业救济角色，升格为引领全民AI赋能的战略平台，并尽快纳入议事日程。

香港正在加大马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创科中心的成功，不应只由“服务器数量”或“创科产值”来定义，更应由“本地劳动力的转型成功率”来检验。建立更细致的“职业翻转率”和“行业 AI 敞口早期预警系统”，是落实中央对特区政府“稳民生、防风险”问责要求的务实之举。第一个五年规划承载全社会民生所期望的美好愿景，除了强化国际创科中心这一个鲜明的城市定位和形象，如何在技术升级中充分考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对就业等基层市民广泛关注问题的影响，提前规划避免政策盲区，考验现时特区政府的执政能力。

作者王妮娜是传播学博士，在两地拥有多年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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