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莉珊

7月19日清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率全体议员从香港国际机场启程赴京，展开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集体进京研修——“首次”二字，本身就是份量。

迟到三十年的必修课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参访或观光，而是一堂关乎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周期发展方向的“必修课”。当议员们走进中央港澳办、坐在专题讲座课堂、踏进航太航空与人工智慧产业一线时，他们带回来的，将不只是笔记与照片，更是影响香港下一阶段立法品质、政策对接精度与治理格局的关键素材。

这固然是迟到的必修课，却也发生在恰逢其时的节点。说它“迟到”，是因为回归近30年来，香港立法机关始终缺乏一次系统性、全员覆盖的国家事务研修安排。过去议员的国情认知，往往零散地来自个别访问、短期交流或书本资料，很难形成对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战略与法治逻辑完整把握。

说它“恰逢其时”，是因为此刻的香港正站在三个关键节点的交汇处：首份五年规划编制进入冲刺期、北部都会区从规划走向全面施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式启动实施。此次研修的课程设计本身，就是对这三个节点的精准回应。从国家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逻辑、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到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数字中国建设；从航太航空、人工智慧、资讯技术等新质生产力产业实地考察，到中共奋斗历程、全国人大立法过程、基层治理经验——课程既重“顶层设计”，也重“一线实践”，既补理论短板，也补认知盲区。

议员赴京不是为打卡

这种安排清楚传递了一个信号：议员赴京不是为了“打卡”，而是要真正把国家发展的逻辑链条、决策路径与治理经验学懂弄通。

为什么需要为“五年规划”补位？香港首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2026—2030）的公众咨询已于6月15日正式启动，咨询期至8月14日，涵盖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经济金融贸易、创新科技产业、民生社会发展、区域合作、绿色生活等六大范畴。这份规划对香港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份文件——它是香港从“积极不干预”的年度施政模式，转向中长期战略性规划治理的历史性跨越，是香港主动把自身发展嵌入国家坐标系的制度性举措。

立法会此前已透过与特区政府建立的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就首个五年规划编制了专题研究及民意收集报告，并提交行政长官研究。但研究的深度，取决于议员对国家战略的理解深度。此次赴京研修，恰好能在三个层面为五年规划编制“补位”：

一是战略对齐。​亲身了解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编制逻辑、指标体系与重点部署，有助议员判断香港规划中哪些领域需要重点对接、哪些指标需要参照国家标准设计。

二是产业对标。实地考察人工智慧、航太航空、资讯技术等新质生产力领域，能让议员直观看到国家在新赛道的布局与成就，反观香港在创科产业、先进制造、数位经济上的差距与空间，为五年规划中“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章节提供真实参照。

三是治理借鉴。​了解内地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历史文化保育的经验，对香港解决住房、安老、医疗、教育等民生痛点有直接启发——这些恰恰也是五年规划中“民生及社会发展”部分的重点。

国家视野加持北区发展

另一个急需“国家视野”加持的议题，是北部都会区。7月3日，《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7月8日已在立法会首读及二读，政府争取年内通过。这部法案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关键法治支撑。“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援加快北都建设，而北都立法确立的“主体法例+附属法例”弹性架构、地理专属性、“因区施法”的差异化监管模式，本身就是香港法治框架内的制度创新实验。

法案涵盖六大范畴：简化城市规划程式、加快支付收地补偿、促进工程创新及提质、简化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式、便利及规管跨境要素流动、为指定地区成立法定机构。其中第五项“便利及规管跨境要素流动”尤其关键——涵盖人员、货物、资料、资金四大流动，直接关系港深创科园的人员跨境安排、生物样本与机器设备的流动、资料跨境传输等实操细节。

这些细节的审议，需要议员既懂香港法律、又懂国家战略布局，更需要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脉络有清醒认知。议员在北京研修期间对国家治理体系、立法逻辑、跨境协作机制的深入理解，将直接提升条例审议的品质。此次研修不是“立法会抽空去上课”，而是立法工作在关键节点上的“前置补给”。一周的课堂与考察，很可能直接决定随后数月在北都条例、五年规划、各项民生法案上的审议品质与对接精度。

学好真功夫切实干成事

置于更大的治理图景中看，此次研修是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进程中的标志性切片。

2025年12月完成的第八届立法会选举，90名议员全部依法产生，地方选区投票率31.9%，选委会界别投票率高达99.45%，新选制的优越性得到充分验证。选举制度完善了，“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到了实处，但这只是底线——真正检验新制度的不是“不出乱子”，而是“能不能干成事”。

研修本身不难，难的是成果转化。议员们在北京听取的每一场讲座、参观的每一个园区、参与的每一次座谈，能不能转化成法案里的具体条款、监督问询里的专业水准、选区里的政策解释能力？能不能让普通市民感受到“议会真的变了”？这才是衡量这次研修成败的真正尺规。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点是叙事能力。议员作为特区重要公职人员和社会中坚力量，理应担当“桥梁纽带”，把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发展态势带回香港。但这恰恰是香港管治团队长期以来的短板——说得硬、未必说得进市民心里。国家的发展成就摆在那里，如何把它翻译成香港市民听得懂、有共鸣的语言，是议员们回来之后必须练好的功夫。

研修的起点在北京，终点必须在香港。一周的课堂如果只停留在“开了眼界”，那这次历史性之行就浪费了；只有当议员把所见所闻转化为法案条款、政策解释和社区对话，这次研修才算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

作者杨莉珊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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