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彭意婷

香港正就完善性罪行法例展开新一轮改革讨论，扩阔“强奸”定义、将“性同意”写入条文、增设针对儿童和精神缺损人士的新罪行等，都成为焦点。然而，在这份看似全面的修订蓝图中，一个对被性侵儿童幸存者极为关键的环节却再一次被略过，就是如何处理“持续性侵犯儿童”这类长期、多次的性暴力。

愈长期受害
愈难被看见

儿童被性侵最常见的形态，不是一次性的陌生人袭击，而是在家庭、学校或社区的日常空间里，由熟人甚至亲属一次又一次施加的侵犯。许多幸存者只能用“小三至中一”、“搬回家之后几年”、“𠮶几年经常发生”去描述创伤，而不是逐次说出年份、月份、日子。

在现行制度下，却往往要求他们就每一次侵犯逐一交代日期、次数和细节。结果是，愈短期、愈“整齐”的个案，愈容易被制度处理；愈长期、愈重复的个案，反而愈难完整入罪。这种制度性的筛选效应，在近年的法庭案件中清晰可见。

以两宗区域法院案件为例：2025年12月，“律师陆建廷与12岁女童非法性交及拍摄逾200张裸照及影片”案中，被告在2024年3月两度与事主性交并大量拍片，承认5项控罪，最终被判囚43个月；2026年1月，“小学辅导主任王乐天一年间6度与13岁旧生性交并蒙眼绑手拍片”一案，被告承认5项与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及1项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罪，总刑期为2年3个月。这两宗个案都严重到令人发指，法官在判词中也用了“利用事主对性的好奇心”、“乘人之危、借机满足性欲”、“严重破坏诚信”等字眼谴责被告，但即使在案情集中、证据相对清晰、事主仍能讲得出几次具体事件的情况下，最后刑期仍只是三年多、两年多，可见现行量刑本身对儿童性暴力的严重性，其实一直偏低。

记忆愈模糊
愈难被取信

如果连这些“证据清晰”的短期案件，量刑也不过如此，那么历时多年的家庭性侵案在制度中会变成怎样？2025年11月，区域法院一宗“49岁继父涉7年间4度非礼养女”案件，被指在事主由小四至中四期间，多次在她睡觉时摸胸、触碰私处、脱她裤子，案情描述的是一段长期支配与恐惧关系，最终却只就其中4次非礼罪成，判囚3年3个月。同月另一宗“男子于亲女5至11岁期间多次非礼”案，被告被指多年来扫胸、摸下体，最后同样只被裁定若干代表性控罪（sample charge）罪成，判囚3年2个月。

还有一些更令人无力的情况：2025年11月一宗“男子被控4度非礼10岁女童”案件，裁判官指出事主在案发年期、报案经过、个别细节上的证供存在多处“不能调和”的分歧，在“重重相扣”下无法接纳，结果4项非礼控罪全部不成立，同时补一句“这不代表被告没有作不当行为”。更近期的是2026年7月的“父涉多年前摸女儿胸”案，被告被指在女儿约3岁时向她展示色情片，又在其11岁时趁母亲不在家时摸其胸部，但事发多年后事主对案发日期、母亲当时身处何处等细节说法前后不一，法官指她“叙述细节有出入”、反应与案情不成比例，结果两项与性有关的控罪全部不成立。当事隔多年的记忆出入足以推翻全部控罪，这些案件不止是“判刑过轻”，而是直接在法律上被视为“无法肯定曾发生”。

以上案件虽然案情各异，但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现象，当暴力以多年、重复方式发生时，最终在法庭上往往只剩几宗个别案件，甚至在法律上被视为“难以肯定曾发生”。

这种结果不是偶然，当制度坚持以单一事件为单位举证，又把举证责任压在幸存者的记忆上，那么任何记忆的模糊、断裂和前后不一致，都会被转化为“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创伤越深、时间越长，供词越难完美，案件就越容易在程序上只变成几宗个别事件，甚至整体罪脱。愈长期、愈反复的虐待，反而愈难在制度里被完整看见。

创伤记忆不是为了配合
“逐宗讲清楚”而存在

案件之所以出现这种系统性的流失，根源在于制度对创伤记忆的彻底误解。现行举证模式最大问题，在于它假设人可以在多年之后，仍然逐宗、逐日、逐个细节地重构每一次受侵经历。对成年受害人而言这已非常困难，对在童年或青春期长期遭受性暴力的人来说，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创伤研究早已指出，当暴力长期重复出现在同一环境中，记忆更倾向于凝结成一段持续的经验，而不是一连串清晰分割的单一事件。许多童年性侵幸存者只记得“那几年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恶梦”，记得房间的气味、走廊的灯光、门关上的声响，却难以为每一次侵犯标上准确日期和顺序。设身处地想像，如果有人要求你记得十年前某一日，你在哪间餐厅、几点入座、坐哪张桌子、和谁一起吃饭、每一道菜的上菜次序，你大概都会觉得几乎做不到。今天的制度，却正是用这套标准要求那些在童年被重复多年侵犯的人；一旦他们在时间线、次序或细节上有记忆出入，整组证供就可能被视为不足以支持任何一项控罪。

在这样的要求下，创伤本身，包括记忆断裂、回避和解离，反而成为削弱幸存者可信性的理由。愈长期、愈严重的虐待，愈难符合制度对“完美叙事”的期待，愈容易在检控过程中被筛走。代表性控罪（sample charge）在这样的框架里，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它只服务到对制度最“友善”的那部分幸存者，那些仍然记得若干清晰时间点、仍然可以在高压盘问下维持一致叙事的人。

对于更多只能以“一段时间”、“某几个学年”、“搬屋前后”去标记创伤的幸存者，现行制度既没有替代举证模式，也没有任何法律工具，让法庭将“一段期间内的虐待模式”本身视为犯罪单位。于是最讽刺的情况出现了，正因为暴力是长期、反复发生，记忆才变得破碎模糊；正因为记忆破碎模糊，这些暴力最后却最难被定义为罪行。

政府早已承认法律漏洞
却让“研究”跨越25年

对于上述制度矛盾，政府其实早已心知肚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解释政府不设“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时，重点有三：其一，2000、2001年与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讨论时，法律界认为，若不用事主清楚说明每次案发的时间和地点就可定罪，会对被告“并不公道”，因为“你冇好好讲清楚案发时嘅时间地点”；其二，现行代表性控罪和以“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概括案发期间的做法已能处理持续性侵；其三，法庭在量刑时会自然反映行为持续、多年、涉家庭成员这些因素。

这种说法表面上是为被告的程序权利把关，但其实是把成本都转嫁到幸存者身上。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保障被告权利”，而是“谁在为制度的设计买单”。当制度坚持以成年人的记忆标准，去衡量一个在童年遭受多年性暴力的人是否可信，最后承担“讲唔清楚”后果的，永远不是制度本身，而是那个被反复伤害的孩子。至于说“量刑会反映持续性侵”，前述案例已说明现实未必支持：短期内数次交往的成年加害人，刑期是两三年；七年、六年的家庭性侵，同样只得三年左右，就算判词提及创伤后遗症和解离症状，量刑仍然无法与实际受害年期和次数成比例。当最长期、最极端的虐待，只能在量刑时被当作几个“加重因素”而不是一项独立罪行时，很难说制度已经真正反映了持续性侵的严重性。

更讽刺的是，政府早在25年前就已经承认这套要求“并不现实”。2001年，律政司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清楚写明，期望受害儿童在多年后仍能逐一记得每次性侵犯详情“并不现实”，并建议仿效澳大利亚等地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以“一段期间内重复发生的非法性行为”为核心要件；当时文件甚至写明，政府“强烈认为应该实施”这项建议。可是，在法律界以“或对被告不公”为由反对后，草案被搁置，自此25年间再未有下文。25年后的今天，政府在回应团体时仍然只说“会再研究”“法律界有保留”，仿佛时间从未流逝。问题早已被清楚点名，却被困在无止境的“研究阶段”，没有任何实际改革累积经验。

制度不作为衍生不公
政府再没有拖延空间

不能因为伤害不是由政府亲手造成，就当作与自己无关。只要有人因为政府不作为而被迫承受制度不公的后果，政府就不能推开责任。市民期望的是一个主动保护市民、愿意和受害人站在同一边的政府，而不是冷眼旁观市民在漏洞之下受伤的旁观者。在保护儿童这个问题上，政府其实已经没有再拖延的空间。

保安局展望可以“早一日得一日”完善性罪行法例，这方向值得肯定。但“早一日得一日”的真正意义，是为了实现“少一个得一个”，每提早一天堵塞漏洞，就可能少一个儿童陷入长期性暴力的恶梦。“早一日”是手段，“少一个”才是目的。归根究柢，改革的成败，从来不是以条文修订的速度来衡量，而是以它能否及时保护到下一个本来可以不必受害的孩子来衡量。少一个得一个，永远比任何技术争议都更迫切。

性罪行改革不能再搁置
“持续性侵犯儿童”漏洞

因此，在今次性罪行修例进程中，若政府真心承认现行制度对儿童保护存在漏洞，就不能再把问题丢回“日后再研究”，而是要做到以下三件事：

第一，在立法会审议阶段，重新、认真考虑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独立罪行，参考海外以“一段期间内重复发生的非法性行为”为核心要件的举证模式，并就具体草案向社会公开咨询，而不是在没有文本的情况下仅仅讨论原则。

第二，即使现阶段未能就独立罪行达成共识，亦至少应设计出一套以“一段期间内重复发生的虐待模式”为重心的举证和量刑机制，避免愈长期、愈严重的个案在程序上被削弱为几宗零散的代表性控罪。

第三，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必须以前线专业和幸存者团体为重点对象进行专门咨询，让那些真正陪伴幸存者走过报案、取证、作供每一个阶段的人，能够具体指出制度在哪些位置令受害人一次又一次放弃，让他们的声音亦与法律界意见有同等份量，而不是笼统以“法律界有保留”概括全部声音。

如果我们真心相信儿童应该免于长期性暴力，那么法律就必须为那些被反复伤害、却难以逐一说清每一次伤害的幸存者，打开一条通往司法公义的大门。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维副秘书长，青年组织“灯芯”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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