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罗浚轩

一名13岁少女为了在“小红书”打赏，多次偷取母亲手袋中的钥匙打开夹万，盗走38万港元。事件令人震惊，也再次把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影响的问题推上风口浪尖。若仍把这类个案视为“个别事件”，恐怕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智能手机早已成为年轻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社交媒体亦不再只是联系世界的工具，而逐渐变成一个混合娱乐、比较、消费、情绪刺激与身份认同的高吸引力空间。对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而言，这个空间既有可能提供资源，也可能成为吞噬时间、心力与未来的黑洞。

不过，问题从来不只是“青少年自制力不足”这么简单。若只把责任推向个人，既不公平，也无助解决结构性风险。社交媒体成瘾、网络欺凌、沉迷打赏、学业荒废、情绪困扰，往往不是单一因素造成，而是平台设计、家庭环境、同侪压力、教育制度与心理发展阶段交织而成的结果。从一名社工学生的角度看，与其急于简化为“坏习惯”，不如承认这是一个涉及公共健康、家庭教育、数码治理与青少年发展的复合议题。

社交媒体不是洪水猛兽

社交媒体并非全然负面。对大专学生，尤其是传媒、社会科学、写作与公关等需要长期接触资讯与公共讨论的学科而言，社交媒体其实也是学习工具。它可以帮助学生追踪时事、建立人脉、观察公共议题、训练媒体素养，也能作为内容创作和社会参与的平台。问题不在于“用不用”，而在于能否批判性地辨识内容、分辨资讯真伪、控制使用时间，并避免使用方式影响情绪、睡眠与日常生活。这正是社交媒体监管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平台本身不是中性的。打赏、无限滚动、短片推荐、即时回馈、排行榜、社交比较——这些设计也都不是偶然，而是为了延长停留时间、提高互动率和促进消费。

对成年人而言，这些设计已足以构成心理拉扯，对于处于身份探索与情绪敏感期的青少年而言，吸引力更是倍增。若再加上家庭疏于陪伴、学校压力沉重、同侪竞争激烈，社交媒体便很容易变成逃避现实与寻找认同的出口。因此，社交媒体成瘾不能只理解为一种“个人坏习惯”，更应被看作平台机制与成长需求错配的结果。这也是为何不少青少年表面上只是“机不离手”，背后却可能同时隐藏着学业问题、家庭冲突、情绪低落、睡眠不足，甚至自我价值感低落。若只针对表面行为，而不处理深层成因，政策很容易治标不治本。

青少年处于心理脆弱期

要理解青少年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心理学理论提供了重要视角。心理学家Erik 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指出，青少年正处于“身份认同对角色混乱”阶段，这是一个对自我、群体与未来定位高度敏感的时期。他们渴望被看见、被接纳、被肯定，也急于建立属于自己的身份。社交媒体恰好提供了即时回应的机制：点赞、留言、追踪、转发、打赏——这些都会让青少年感到自己“被承认”。但这种承认是脆弱的，因为它高度依赖外部回馈。美国心理学家Abraham Maslow（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亦能补充这一点。

当青少年在归属感、尊重需要，甚至安全感上出现缺口时，社交媒体便容易成为代偿工具。若家庭支持不足、校园人际关系紧张、学业压力过重，平台便可能变成他们寻找情感连结和身份确认的主要场所。这也解释了为何部分沉迷社媒的年轻人，不只是“多看了几个视频”那么简单，而是正在以网络使用填补现实生活中的缺口。这种理解很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如果只用“禁”来回应，却没有同步培养判断力、自我调节与情绪管理能力，青少年未必真的得到保护。相反，他们可能只是把使用行为转移到更隐蔽的平台、更难监管的方式，或其他成瘾形式，例如网络游戏、短视频、消费主义式追星，甚至以更高风险的方法逃避压力。

澳法英经验证政府须介入

近年全球对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的管控明显升温。澳大利亚率先在2025年底实施禁止16岁以下使用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措施，成为全球最早采取全面年龄限制的国家之一。法国亦已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并计划分阶段实施。英国则正研究类似方向，拟限制平台向16岁以下人士提供高风险功能，并要求平台承担更高法律责任。这些国家都反映出一个共识：未成年人在数码环境中需要特别保护，而责任不能只由家庭和学校单独承担。

但外国经验的意义，不在于证明“禁令一定成功”，而在于提醒社会：如果平台风险已经相当明显，政府不能再完全袖手旁观。澳大利亚模式的核心，是将责任直接压在平台身上，透过高额罚则迫使其执行年龄验证、移除未成年帐户及限制使用。然而，近期亦有不少研究和现实反应指出，全面禁令并非万灵丹。部分未成年人会谎报年龄、借用家长帐户、使用VPN，或转向较难监管的新兴平台。换言之，禁止不一定等于切断，反而可能将使用行为推向更隐蔽的空间。这也是全面禁令最大的问题：它未必真正消灭风险，只是改变风险的形态。平台仍然存在，社交需求亦不会消失，只是从公开空间移至更难监察的角落。若制度只重视排除，而忽略能力建构，青少年一旦离开保护期，可能仍缺乏面对网络风险的能力。

香港不能只停在提供指引

反观香港，目前的政策取态仍偏向审慎而保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已明言，现阶段无计划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但对向平台提供指引、减少不良内容影响青少年，持开放态度。这个态度本身并非全无道理。毕竟香港使用的主流社交平台多来自境外，本地立法在执行上存在跨境难题，单靠香港一地也未必能完全落实年龄验证或平台下架机制。然而，若香港只停留于“更新健康指引”和“成立咨询小组”，而没有进一步具体措施，恐怕难以真正回应问题。

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面对数码平台与青少年网络风险，单靠自律或道德呼吁远远不足。政府若认为现阶段不宜立法，至少也应先推动跨部门协作，建立更清晰的教育、指引和介入机制。事实上，教育局已经有媒体和资讯素养的学与教资源，涵盖辨别资讯真伪、善用社交媒体、拒绝网络欺凌和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等内容。这说明香港并非完全没有基础，而是需要将这些零散资源进一步制度化、课程化和常态化。若能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教育局、卫生署、社会福利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等部门共同合作，针对青少年网络使用、情绪健康、网络欺凌与私隐风险设计更完整的指引，学校和家庭将更容易落实。

民意撑禁令但有世代分歧

近期一项本地调查显示，61.8%受访市民支持立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家长支持率更高达76.3%。市民最担心的风险包括网络成瘾影响日常生活及学业，以及网络欺凌和骚扰。这些数字显示，社交媒体带来的风险已经不是抽象议题，而是被相当多香港家庭切身感受到的现实。不过，调查也反映出明显的世代分歧。18至29岁受访者中，超过一半反对立法，30至39岁群体支持率亦不足半数。这说明年轻一代对“网络自主”的重视程度更高，对以法律直接限制使用持保留态度。

这种分歧并不难理解：对较年长群体而言，社交媒体是风险源；对年轻人而言，它亦是社交空间、资讯来源、创作平台与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民调还显示，不少市民认为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应负主要责任，其次才是父母与政府。这其实很有启发性。它说明公众已开始意识到，问题不只是孩子“爱玩手机”，而是平台设计已深度介入青少年生活。若政策只要求家庭自我约束，却不要求平台承担更多责任，便容易失衡。另一方面，调查亦显示不少受访者更支持平台提供更好的家长控制工具，而不是单纯限制每日使用时间或禁止演算法推荐。这反映市民倾向接受“有配套的管控”，而非抽象而单薄的禁止。

正向管教比单纯责骂更重要

如果说平台层面的责任是第一层，家庭层面则是第二层，而且往往更关键。社交媒体成瘾不是单靠政府法例就能解决的。父母是否也长期沉迷手机、是否能与孩子建立良好沟通、是否能以身作则，对孩子影响极大。很多时候，青少年不是不想自律，而是缺乏一个可模仿的健康数码生活模式。这里可以引入美国Diana Baumrind的父母管教模式。她提出的四种教养模式中，最有利孩子成长的是权威型教养，也就是兼顾高要求与高接纳的“恩威并重”。这种模式不是放任，也不是严厉压制，而是在清晰规范下提供温暖与理解。对社交媒体使用而言，父母若只懂得骂，只会令孩子更抗拒；若能设立合理界线，同时倾听他们的需要和压力，效果会更好。

正向管教的核心，正是从“管教”走向“理解”。与其单纯说“不要再玩手机”，不如和孩子一起讨论：平台为何让人停不下来？哪些内容会影响情绪？哪些时间不适合使用？如何分辨资讯真假？如何避免被同侪压力或网络比较牵着走？这些问题比单纯禁止更能培养能力，也更符合青少年成长需要更重要的是，父母本身也要避免成为“反教育”的示范。若家长自己整天低头滑手机，却要求子女节制，说服力自然不足。孩子会从父母身上模仿行为，而不是只听道理。这也是为何家庭教育不能只靠命令，而要靠沟通、陪伴与榜样。

学校需要建立清晰支援制度

除了家庭，学校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青少年每天大部分时间处于校园环境，若学校不介入，单靠家庭很难处理全面而持续的数码使用问题。学校应把数字素养教育纳入常规课程，不只是教学生分辨假新闻，更应教他们理解演算法、辨识内容操控、处理情绪诱因，以及面对网络欺凌时如何求助。

学校也应建立更清晰的支援制度。当学生出现明显沉迷、情绪低落、社交退缩、学业退步或被网络欺凌时，老师、辅导人员和社工应能及早介入，而不是等问题恶化才处理。尤其在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中，部分学生转向社交媒体寻找出口，本身就可能反映其学业压力、人际孤立或家庭问题。学校若能及早识别，便能更有效回应。这也说明，社交媒体问题不是单一政策可以解决，而是一个需要家校社政多方合作的系统性议题。政府可提供框架，学校可提供教育，家庭可提供支持，平台可提供技术配套。四者缺一不可。

在可控范围内学会自我管理

如果一刀切禁令未必有效，那么香港应走向何种方向？答案不是完全不管，而是更精细、更有层次的治理。与其全面禁止，不如考虑年龄分级管理、功能限制、时间管理、家长控制工具、内容预设保护和算法透明度等措施。这种做法不一定比禁令更“硬”，但更可能落地，亦更符合香港作为高度国际化城市的现实。内地的治理经验，某程度上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它不只是用年龄门槛和时长限制把未成年人隔离在外，更透过“青少年模式”、内容分级、推荐调整和平台责任，把保护机制嵌入产品和算法设计之中。

换言之，重点不是完全切断接入，而是在可控范围内让青少年逐步学会自我管理。这种刚柔并济的思路，未必可原封不动搬到香港，但其“能力建构”的方向，值得参考。社交媒体监管的真正难点，不在于要不要保护，而在于如何保护。若只追求短期可见的效果，一刀切禁令似乎最简单；但若从长远看，希望青少年在开放世界中成为能够判断风险、管理诱惑、理解自己的人，那么单靠禁止就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在安全边界内培养能力，让孩子学会在诱惑中辨识、在冲动中停步、在压力中自我调节。

让“保护”与“赋权”并行

我们不能否认，社交媒体有风险，而且风险已经真实地影响到不少家庭。有人担心成瘾，有人担心欺凌，有人担心不良资讯，有人担心子女沉迷打赏甚至偷钱。这些都不是杞人忧天。但若因此就认定青少年只能被动接受封锁，亦未免太悲观。未成年人不是只有脆弱的一面，他们也有学习与成长的潜能。政策真正要做的，不只是保护他们免受伤害，更是帮助他们逐步建立面对风险的能力。

从比较政策、心理发展、家庭教育和公共治理四个角度来看，香港最需要的不是空泛口号，而是务实而有层次的制度设计。政府可不必急于全面禁令，但不能只停留在指引；平台不能只求利益最大化，却不承担风险责任；学校不能只重学业成绩，却忽略媒体素养；父母不能只要求孩子自律，却不反省自己的使用习惯。只有当这四个层面同时动起来，青少年才有可能在数码世界中既被保护，也能被赋权。

说到底，社交媒体不是洪水猛兽，但也绝不是无害玩具。它是一个深刻重塑青少年生活的环境，而每一个环节，包括平台设计、家庭教养、学校教育、政府监管，都在塑造下一代如何与世界互动。面对这场改变，我们需要的不是单一答案，而是一套兼顾保护、教育与成长的治理思维。香港若仍只停留于“更新指引”与“成立小组”，恐怕很快就会再次落后于问题的速度。真正负责任的做法，不是等问题爆发后才补救，而是及早建立能够陪伴青少年成长的制度、文化与支持网络。

作者罗浚轩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现正修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社工硕士学位。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