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黄宇翔

2023年1月3日，马素尔公园球场（Mrsool Park）外，人群从下午就开始聚集。他们带着纳斯球会的黄黑色球衣，携家带口。广场上的大萤幕反复播放着同一组倒数画面，阿拉伯语司仪的声音透过扩音器层层叠叠地回荡，与远处祈祷时间的宣礼声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仪式开始时，两万五千名球迷座无虚席。灯光次第亮起，烟雾从舞台两侧喷出，乐队奏响的不是阿拉伯传统音乐，而是带有电子合成器节奏的流行音乐。一位穿着白色西装，头发一丝不苟的球员闪亮登场，脸上挂着球迷熟悉的招牌笑容。现场的噪音瞬间拔高，欢呼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C朗的利雅得之夜

基斯坦奴朗拿度（C朗），世界上最具辨识度的足球运动员之一，站在了沙特阿拉伯的土地上。

据媒体报导，C朗登陆沙特的年薪估计逾1.5亿美元，这个数字比他在曼联或祖云达斯的收入高出三到四倍，比当时欧洲最高薪球员还要高出一个量级。他每踢一分钟球，进账相当于一个英国中产家庭一个月的薪水。

然而对于沙特这个国家而言，这个数字并不仅仅是一纸球员合约，而是一份国家宣言。这个天文数字的背后，承载着这个海湾地区王国的转型之路。

沙特的“2030愿景”

要理解沙特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签下C朗，必须先理解沙特人面对当下国际社会剧变对于国家未来的深层焦虑。沙特阿拉伯是一个高度依赖单一资源的国家，从1938年第一口商业油井开始，石油不仅是沙特的经济命脉，更是王室统治合法性的基础。石油收入在高峰时期曾占财政收入接近九成，近年仍逾六成。沙特国内补贴的燃油、免费的医疗，和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都系于地底埋藏的这种黑色液体。然而，随着全球大多数国家相继作出碳中和承诺，各国的能源转型政策也相继提上日程，电动车渗透率正在快速攀升，石油的“黄金时代”长远而言终将画上句号。

与此同时，沙特却拥有当今较为罕见的年轻化人口结构，全国63%以上的人口在30岁以下，每年需新增数十万个就业职位，而单靠石油产业已无法吸纳如此庞大的新增劳动人口。因此，2016年，当时年仅30岁、还是副王储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发布了“2030愿景”，力图在石油美元耗尽之前，把沙特从一个资源出口国改造成一个服务业国家。具体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发展旅游业、建设娱乐产业、吸引外资、推动本土企业上市等等，而体育正是这份愿景的国际名片。

原因很简单，体育是目前人类社会享有的最廉价的全球性娱乐方式之一。一场世界杯决赛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名字同时出现在数十亿人的萤幕上，而一位超级球星的转会可以让一座城市的名字登上全球媒体。

这些媒体报导折算成广告费，远比任何政府公关活动都划算。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也为沙特的政治精英们作出示范，如果一个人口只有300万的、同文同种的海湾阿拉伯沙漠小国，都能靠着一场足球赛，让“卡塔尔航空”与“多哈”两个名字在短短四周内渗透进了全球所有语言圈，那么沙特要走的这条更宏大的“2030愿景”之路，也可以用相似的方式传遍世界。

主权基金打造沙特联赛品牌

PIF是沙特的主权财富基金，由国家财政直接注资，沙特王储本人担任主席。该基金名下管理着超过7000亿美元的资产，投资组合横跨科技、房地产、基础设施、娱乐，以及近几年越来越重的体育板块。

2023年，PIF一举收购了沙特职业足球联赛四支最大球会各75%的股份，此举在世界职业足球史上几乎没有先例。这四家球会分别是希拉尔、利雅德胜利、伊蒂哈德和吉达艾阿里，恰好代表着沙特足球的四个传统豪门，也恰好覆盖了沙特两大主要城市利雅得和吉达。四支球队同属一个资本母体，各自独立经营，表面竞争，实则同源。

这套安排在商业逻辑上相当精巧，令PIF不是在投资一支球队，而是在投资整个联赛的品牌升值。每一名加盟的超级球星都会令“沙特联赛”四字反复出现在全球媒体版面。而每一场打吡战，又都在为整个沙特顶级足球的媒体曝光量加码。

沙特的四大豪门，背后站着一个可以动用国家资源、不受商业周期波动影响的金主。亏损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在预料之中的。在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负债表上，足球带来的那些诸如旅游人次增加、国际品牌青睐、外国记者和商人对沙特城市的新印象等“看不见的回报”，才是商业联赛真正的利润所在。

当然，这套结构也立刻触碰到了国际足协（FIFA）敏感的规则红线。欧洲足协（UEFA）长期以来有一条“多重所有权”原则，即同一个资本实体不得控制多支参与同一赛事的球会，以防止利益冲突和比赛操控。PIF同时持有四支球队的行为，在法律上处于一个相当微妙的灰色地带。此举因而也招致了大量外界批评者的质疑，试问若四支球队踢的是同一个联赛，那他们之间的比赛还算是“真实竞争”吗？这个问题迄今没有明确答案，FIFA则在观望中保持了战略性沉默。

石油资本大闹转会市场

2023年的夏季转会窗，对于欧洲足球的观察者来说，有一种看着旧秩序缓缓倾斜的奇异感。那个夏天，沙特职业联赛的四大豪门合计在转会市场上豪掷逾九亿欧元，一举超越英超，成为全球单个联赛在单个窗口期内支出最高的联赛。

其转会名单乍看之下却像一份欧洲各大联赛的“退休名人堂”，如宾施马、文尼、简迪等球星悉数在列。沙特联赛也因而获得了“欧洲豪门养老院”的外号，并被认为沙特人唯“名”是图，对成绩甚至足球本身并无太大追求。沙特石油资本作为新的市场变量强势入场，正在深刻地改变整个全球足球劳动力市场的定价逻辑。当沙特开出欧洲顶薪三到四倍的报价，欧洲球会的谈判桌上所有关于“薪资帽”和“工资结构”的协议都要被球员重新审视，球队留下球员的成本被大幅人为擡高。

此外，更微妙的是这种转会费虚高带来的连锁反应。当时，若市场某球员收到了沙特的高额报价，那么这份“报价”本身，就会在欧洲转会市场上推高他的估值。即便球员本人最后拒绝了沙特，即便沙特的这份报价只是试探性，但这种意向对于球员而言就是潜在的筹码，而筹码在转会窗的直观体现便是金钱。转会中介和球会则都心照不宣地利用着这一杠杆，“沙特在盯着他”一时间几乎成为了一句谈判暗语，意味着“你要留人，就得涨价”或“你想引援，就得加钱”。有体育经济学研究者估计，2023年整个夏窗期间，在欧洲市场发生涨价的球员转会案因“沙特因素”产生了超过30亿欧元的总价值波动。沙特帐面只花了九个亿，却撬动了几倍于此的全球市场变动，在整个足坛引发连锁反应。

“体育洗白”之争

自海湾国家大举进入全球体育市场后，“体育洗白”（Sportswashing）一词在过去十年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顾名思义，“体育洗白”指的就是威权政府或存在人权争议的国家，通过举办体育赛事、收购知名球会、赞助顶级运动员等运作，来转移国际社会的批评，在国际舆论场中建立一个“现代”、“开放”和“有活力”的国家形象，从而为自己的政治外交处境争取外交回旋空间。

沙特阿拉伯就是最常被提及的案例之一。MBS主政以来，《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遇害事件、也门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危机、对异见人士的打压等一系列争议事件让沙特的国家形象受到了极大冲击。恰巧在同一时期，沙特开始大手笔投资足球和其他运动项目，自然也就陷入了“体育洗白”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当西方媒体的版面被C朗的进球占据，留给记者调查报导的空间就被压缩了，而当球迷开始因为C朗关注沙特联赛，他们与沙特这个国家之间就会逐渐建立起情感连接。

这种批评自有其道理，但现实更加复杂。体育投资对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影响，或许远比“洗白”这个词所暗示的更为暧昧。例如卡塔尔在世界杯前后的民调数据显示，国际社会对卡塔尔人权状况的认知并未因世界杯而显著改善，但卡塔尔作为“一个存在的国家”的知名度确实大幅上升。换言之，国际舆论倾向于将之视为两件不同的事。知名度不等于好感度，好感度也不等于对人权问题的宽容。

更有趣的是沙特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2030愿景”中的体育投资，在客观上催生了一些真实的社会开放迹象，女性被允许进入体育场观看比赛（这在2018年之前是被禁止的），混合性别的公共娱乐活动逐渐解禁，这一代从未有过公共体育文化的沙特年轻人开始走进球场。

尽管这些变化与政治改革的速度之间仍有巨大落差，但确实是沙特国家在体育产业上的大力投资带来的正向影响之一。可以说，沙特的体育投资正在深刻地影响FIFA的决策、改变欧洲球会的策略，以及让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重新评估“进入沙特市场”的风险收益比。

2034年世界杯申办之路

如果说引进C朗是沙特足球计划的序章，那么申办2034年世界杯，才是沙特这盘足球大棋的核心，剧情与卡塔尔申办2022年世界杯的历程颇为类似，都意图通过世界杯为国家建立新形象，并促进产业转型；同时，在正式举办前，就做大量准备工作。

2024年，国际足协宣布将2034年世界杯主办权授予沙特阿拉伯。消息公布的方式本身就很耐人寻味，整个申办周期被压缩到异常短暂的时间窗口内，以至於潜在的竞争对手几乎没有机会完整准备申请材料。澳大利亚刚开始评估可行性，截止日期就到了。批评者直言这是“量身定制的申办程序”，FIFA的几位官员私下也对时间线表示不满，但结果已经无法更改。

这背后当然有沙特多年以来深耕FIFA关系网的因素，但更核心的原因是沙特给出的条件让FIFA实在难以拒绝。场馆建设规划在新城开发框架内进行，赛后使用率问题也有具体方案。整份申办书更像一份长期国家开发计划的附件，而不只是一个足球赛事的承办方案。

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沙特对世界杯的算盘打得相当精细，而且吸取了卡塔尔的教训。卡塔尔世界杯受到的最大诟病之一，是赛后场馆的高昂维护成本和极低使用率。一个人口只有300万、本土足球文化薄弱的国家，根本无法填满八座耗资巨大的现代化球场，有几座场馆在赛后几乎沦为观光景点而非真正的体育设施。

沙特的情况则不同，首先沙特有3,600万人口，是一个正在快速城市化的国家，还有多个正在大规模建设的新城项目，尤其是雄心勃勃的“NEOM”城市计划。世界杯的场馆可以被整合进新城的整体规划，成为城市功能的一部分，而不是赛后孤独的废弃遗址。

此外，和“2030愿景”时间线上的吻合也是沙特希望申办世界杯的题中之意。2034年，恰好是完成主要目标之后的四年，是沙特向国际社会交出“转型成果”答卷的节点。一届世界杯，同时承担着检验基础设施、展示旅游业成果、吸引外商投资、彰显开放形象的多重功能，使之不再仅仅是一个足球赛事，还是沙特后石油时代转型国家叙事的开幕仪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PIF在足球上花的每一分钱，都可以被理解为世界杯这张终极门票的前期投入成本。C朗的合同、宾施马的加盟、不断增加的外籍球星，都在试图让全球观众习惯把“沙特”和“顶级足球”联系起来。直到2034年世界杯的开幕之时，“沙特足球”这四个字在国际受众心中应当已不再陌生。

足球豪赌何去何从

沙特的足球雄心已经通过一次次大手笔的投资和一项项野心勃勃的规划显露无疑，但雄心壮志是否能够兑换成实绩仍然是个未知数，毕竟就连美国这样的商业体育大国，都在试图搭建起一个成熟的足球联赛时屡屡受挫。1996年，美职联（MLS）创立，那是一个没有人相信美国人还能踢足球的时代。联赛花了整整十年，才在财务上勉强站稳。2007年，碧咸加盟洛杉矶银河，带来了一波全球媒体关注的热潮，被称为“碧咸效应”。饶是如此，MLS从一个边缘联赛真正成长为北美主流体育项目之一，前后花费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中间经历了无数财务危机、球队解散和市场冷淡期。

沙特的时间表远比MLS更激进，面对的挑战也更大。本土球员的培养体系，至今仍是沙特足球的阿喀琉斯之踵。沙特的职业联赛有超过50年的历史，却始终未能在国际舞台上培养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球星，其国家队在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爆冷击败阿根廷，但随后就出局了。当下联赛豪掷千金引进外援可以提升联赛的观赏性，但却无法有效转化为本土人才竞争力。青训设施、教练培训体系、基层足球文化，这些都需要几代人的累积，不是一两份大合同能加速的。商业造血能力是另一个问题。目前沙特联赛的转播费收入、票房收入、赞助商收入，加在一起仍远无法覆盖豪华的薪资支出，资金缺口靠PIF的直接补贴填平。补贴可以持续，但补贴本身不是一个市场，不产生商业竞争力，不会自动生成良性的球会财务模型，也无从培养出一个愿意为球队慷慨解囊的本地中产球迷群体。而这样的球迷群体，才是英超、德甲等欧洲联赛能够自我运转的真正基石。

而这一批高价引进的球星退役后的空洞期，则是另一层隐患。C朗转会沙特时已经38岁，宾施马35岁。他们均已处于职业生涯末期，虽然仍有高光可以吸引无数球迷，但岁月不饶人，在他们离开之后，沙特联赛还能靠什么维持热度和商业收益呢？

种种问题表明，沙特的赌注，其实建立在一个更长远的假设之上：在足球商业生态里，存在感本身就是资产，而存在感可以被积累。十年的持续投入，哪怕效率不高，也会在全球球迷心中留下些许印记。等到沙特的年轻一代长大成人，他们会是沙特足球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球迷。他们不是为了沙漠气候或石油产量关心足球，他们关心的就是足球本身。这或许才是沙特足球雄心最想种下的种子。种子发芽需要时间，在那之前，沙特的国家转型探索不会停止。

作者黄宇翔是香港媒体人，曾获2025年亚洲出版协会卓越评论奖、第六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

文章原刊于黄宇翔所著《足球政治经济学——球坛霸权兴衰的源代码》，《香港01》获授权转载。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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