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董启真

继两年半前炮制骇人听闻的所谓“香港玩完论”后，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日前又再撰文，宣称“旧日香港确已终结”。该文章的核心逻辑是：内地资本主导了投资市场，香港国安法改变了法治环境，普通话取代了粤语的街头地位，因此香港不再是“Hong Kong”，而沦为又一座中国（内地）城市“Xianggang”。

罗奇的说法代表西方舆论中一种颇为流行的认知框架：香港的“国际性”必须建立在与中国的疏离之上。在这套话语体系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是“侵蚀”，内地资本涌入是“吞噬”，普通话增多是文化“沦陷”。换言之，只有“去中国化”的香港，才配得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名号。这反映的是殖民式刻板印象——预设中国元素与国际地位天然对立，但持这种论调的人却从未审视该预设本身是否成立。

香港特区的繁荣离不开中国腹地

早在港英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根基就在于它是中国与世界的商业通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珠三角“前店后厂”模式让香港借助内地实现了产业升级；九十年代，H股、红筹股成为港股中流砥柱，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正是在服务内地企业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回归以来，CEPA、沪深港通、债券通……每一步制度创新都在拓宽香港与内地的联结，也在拓宽香港与世界的联结。可以说，香港与内地经济的深度融合正是这座城市繁荣的历史根基。

纵观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脱离腹地经济、纯粹凭借自身城市体量发展起来的。纽约的金融地位建基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其资本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由美国经济的整体规模支撑。作为全球最大外汇交易中心，伦敦的金融实力与英国及整个欧洲经济体的辐射范围密不可分。即便是常被视为“小国奇迹”的新加坡，其金融中心地位也建立在东盟区域经济枢纽的角色之上；并且，近年其财富管理业务快速膨胀，中国内地资本流入是重要驱动力。

更进一步讲，若按罗奇的逻辑，美国本土企业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中占绝对主力，是否能以此质疑纽约不够“国际化”？美联储每次降息对华尔街的提振，是否也该被称为“美国制造的假繁荣”？

因此，所谓“香港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对立，根本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城市是否依托其经济腹地，而是它能否充当资本双向流通的枢纽：既将全球资本引入腹地企业，也将腹地财富配置到全球市场。香港IPO市场的强劲复苏已经回答了前一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的答案，体现在一个罗奇刻意回避的指标上——跨境财富管理。

波士顿咨询公司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于2025年底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内地资本流入是核心驱动力。中国民间财富快速积累，需要专业化、国际化的配置平台；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毗邻内地的地理便利，天然是首选。内地资金的涌入不是在“吞噬”香港，而是在充实香港金融生态的根基。罗奇的分析框架既然对“中国因素”充满忧虑，面对这组数据时，也只能选择沉默。

司法独立的根基从不系于外籍法官

罗奇将六名外籍法官辞职或不续任，视为香港法治遭侵蚀的核心论据；并援引岑耀信勋爵（Lord Sumption）关于“司法爱国主义”正在毒害香港法律体系的警告，同样暴露了殖民式刻板印象。

第一，这些辞职是外部政治压力的结果，而非香港司法环境恶化所致。2022年英国最高法院院长Robert Reed辞去香港终审法院职务时，本人承认其决定是“在与英国政府磋商后”做出的。岑耀信本人2021年也曾撰文明言，要求英国法官撤出香港的呼声“与司法独立或法治无关”，实质是一场政治抵制；而另一位辞职的法官柯林斯勋爵则明确表示，他对香港终院及其成员的完全独立性“保有最充分的信心”。而另一边，英美政界对外籍法官的施压不断升级，包括英国议会要求法官集体辞职，美国国会呼吁对参与香港国安法案件的法官实施制裁等。英美的政治操弄被罗奇扭曲为“法官因法治沦丧而辞职”，是对香港法治严重的抹黑。

其二，“外籍法官的存在”与“司法独立”之间不能划等号。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司法体系的独立性是依赖外国法官来背书的。香港终审法院引入外籍法官，是回归过渡期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旨在确保普通法体系的延续性，而非将司法独立的根基系于外国人身上。将外籍法官的减少等同于法治的崩溃，其潜台词无非是：只有外国法官才能维护香港的法治。这不是捍卫司法独立，而是对外国司法话语权的盲从。

至于香港国安法，持“去中国化”观点的人往往选择性地忽略一个前提：在国安立法之前，2019年香港街头暴力蔓延，社会运转近乎停摆，这种混乱才真正损害了香港的营商环境和国际信誉。而在国安立法后，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为经济复苏创造了基本条件。近年香港经济稳步回升，今年首季实质GDP同比增长5.9%。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切发展的前提，这是常识，但在罗奇的叙事里却被刻意颠倒。

今日的香港的确与旧日不同，但“不同”不等于“完了”。在“一国两制”下，香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吃重；国家的发展带动了香港的繁荣，这是升级，不是衰落。而罗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旧日香港”的留恋，说到底是对一个在殖民体系中定义自身价值的香港的怀旧。他未能看清的是：中国已然崛起，而香港正顺势而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用殖民时代的思维衡量今天的香港，只会越看越走样。

作者董启真是济南市政协委员，香港山东社团总会副秘书长，法律专业协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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