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香港近年积极推动建设国际专上教育枢纽，政策方向相当清楚，就是吸引更多非本地学生来港，提升院校国际化程度，并配合香港整体人才政策。往年《施政报告》曾提出成立“留学香港专班”，由教育局牵头，联同不同部门及大专院校，加强在全球推广香港高等教育，并透过奖学金等措施，重点吸引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秀境外学生。

“留学香港”品牌需可持续

收生安排亦正进一步放宽。由2026/27学年起，资助专上院校自资修课课程的非本地生上限将由相当于本地学额的40%提升至50%，资助研究院研究课程的超额收生自资学额上限亦会由100%增至120%。这显示香港正以更积极的政策力度，推动“留学香港”品牌。

问题在于，招生扩容可以迅速拍板，但住宿供应和配套建设却需要时间跟上。若香港一方面希望吸引更多非本地学生，另一方面却未能提供稳定、可负担而有基本保障的住宿安排，高教扩容便容易停留在收生层面，甚至把压力转嫁到社区租务市场。这不只是学生生活问题，更是高教政策能否持续的问题。

扩容不应忽略学生住宿

官方数字已清楚反映压力。近年香港大专院校非本地生人数持续上升，香港专上课程的非本地生人数，已由2022/23学年的5.45万人，增至2024/25学年的7.93万人。随着政府加强推广“留学香港”，并于2025/26学年进一步扩大学额，有关数字预料仍会上升。

但与此同时，宿位供应明显未有跟上。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香港在2024/25学年的学生宿舍单位总数约为4.4万个，全日制本地及非本地本科生和研究生却多达19.2万人。供求差距之大，足见学生住宿问题已非个别院校所能自行消化。

换言之，香港面对的并不是零散的宿舍短缺，而是高教扩容下整个专上教育体系的结构性缺口。若政策只着眼于增加收生，而未同步处理住宿承载力，高教国际化与城市承载能力之间的落差只会进一步扩大。

补位以外需要住宿新方案

近一年政府已开始回应问题。发展局和教育局已于2025年推出措施，鼓励市场把现有商业楼宇改装作学生宿舍，借此增加供应，巩固香港作为教育枢纽的地位。当局其后进一步表示，该计划旨在透过放宽部分发展管制，便利市场把现有商厦改装为学生宿舍，并研究预留新土地兴建新宿舍。

这类措施方向正确，因为它承认短期内难以单靠新建大学宿舍应付需求，而必须善用市区现有楼面。不过，若讨论只停留在如何腾出多少楼面、增加多少床位，仍然是把住宿理解为一个纯粹数量问题。事实上，学生住宿同时涉及院校支援、社区承载、租务保障，以及非本地生如何真正进入香港社会。若只着眼于补位，便很难把宿舍政策转化为高教政策的一部分。

因此，香港需要的不只是短期补缺，更是对学生住宿的重新理解。宿舍既是居所，也是学生接触城市、建立生活网络和形成社会经验的起点。尤其对初到香港的非本地生而言，住宿环境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如何理解香港这个地方，而不只是如何完成一个学位课程。

把宿舍变成融入香港平台

正因如此，未来若规划大型学生宿舍或改装项目，值得更积极思考“社服共居”的可能。所谓共居，并不是简单把不同用途放进同一幢建筑，而是透过空间与服务设计，将住宿、社区接触与公共服务结合起来。

例如，在地段合适并符合规划与牌照要求的前提下，可考虑把学生宿舍的低层楼面规划作社会服务设施，例如长者或残疾人士社区照顾服务或院舍、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婴幼儿服务，以及社区健康支援空间等；上层楼面则用作学生宿舍。这样的安排至少有几方面好处。

首先，它可避免把学生住宿完全封闭于校园或商业式管理之中。对不少非本地生而言，在港生活往往局限于校园、课堂与同侪圈子，与本地社区接触有限。若住宿空间本身就与社区服务相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便较容易与香港社会产生实际联系。这种联系未必一定十分显眼，却正因源于日常，反而更有助他们建立对香港社区的具体理解。

其次，这类共居安排亦有助提升社区对学生宿舍的接受程度。现时一谈到学生宿舍，不少地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人流、租金及管理问题。若宿舍项目本身同时提供社区可见、可用的社会服务，便较有机会让附近居民理解，相关发展不只服务外来学生，也能回应地区需要。这未必足以消除所有争议，但至少能改变学生宿舍只会单向增加地区负担的观感。

连结住宿与专业训练

共居模式更重要之处，在于它可以成为高教课程与社区需要之间的桥梁。若楼下设有安老、青少年、幼儿或社区健康等服务设施，部分学科便可在有清晰安排和专业督导的前提下，把相关服务单位纳入实习、服务学习或实践训练的一部分。

以社工、护理、幼儿教育、心理学、复康服务、特殊教育，以至公共卫生和建筑及园境学等学科为例，学生本来就需要在真实社区场景中学习。若住宿空间与社区服务设施结合，便可形成较稳定的实践平台。对非本地生而言，这种制度化参与尤其重要，因为它能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快理解香港的社会服务制度、社区文化及跨代处境，而不是把在港生活局限于课堂与租屋之间。

即使并非上述专业训练导向的学科，学生参与社区服务本身，也是一种公民学习过程。大学教育不应只着重专业知识和就业技能，亦应包括对社会的认识、对公共事务的理解，以及与不同社群相处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服务社会不只是个别学科的实务延伸，也可以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让学生在日常参与中培养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当然，这种安排不应被理解为以学生补充正式社福人手，更不应把服务学习简化为以宿位换取劳务。其前提必须是具备专业监督、清晰的学习目标和合理的时数安排，亦要明确区分哪些工作属教育训练，哪些属服务岗位。若制度设计得宜，这类模式既可提升学生的在地经验，也可让宿舍不只是居住空间，而成为学习和融入香港的起点。

北都大学城应重视宿舍

若说商厦改装和共居模式主要回应的是短中期需要，那么从长远来看，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规划，才是更关键的考验。政府已预留洪水桥／厦村、牛潭尾等地，用作发展北都大学教育城、第三所医学院及综合医教研医院。行政长官亦指出，北都大学城将以“一城五元素”的概念作规划建设。这意味北都不只是新增一块院校用地，而是香港未来高教发展的一次重新布局。

问题在于，若规划思路仍沿用过去做法，把教学楼、研究设施和交通网络放在前面，再把学生宿舍视为稍后补上的配套，香港很可能只是在新区重演旧区的老问题。

现时规划方向提出，鼓励不同院校共同使用学生宿舍、体育康乐及社区生活配套，以提升土地使用效率，并促进跨校交流；而在北都校舍落成前，政府亦透过“城中学舍计划”积极在校园外觅地，以纾缓非本地生宿位紧张。这些措施固然反映当局已意识到住宿问题，但更关键的是，学生宿舍应被视为大学城的基础设施之一，而非附属配套。

道理其实不难理解。新校舍可以透过分期兴建逐步落成，但若宿舍供应长期落后，学生便会被迫向外寻找住处，令原本希望在新区形成的教学与生活社群被打散，也把交通和租住压力转移到其他地区。若北都真要承担香港未来高教扩容的功能，宿舍就应与教学、商业、交通及社区设施一并规划，而不是留待日后修补。

公私营模式不能缺少监管

在发展模式上，政府亦应采取务实取向。面对庞大的宿位需求，单靠公帑和个别院校自行兴建，未必足以应付。若北都大学城及其他大型宿舍项目要加快推进，研究公私营合作模式是合理方向。无论是具规模的本地发展商、驻港国企，还是具学生宿舍营运经验的机构，只要符合政策要求，都可纳入研究范围。

但公私营合作不应只是一句方便的融资口号。若政府要引入私人或半官方资本参与学生宿舍建设，便必须先处理几个核心制度问题。

其一，是用途限制。相关项目必须清楚订明以专上学生住宿为主要目的，避免日后偏离政策原意。其二，是租金及收费框架。若宿舍最终定价远超一般学生可负担水平，即使供应增加，也未必能真正回应实际需要。其三，是营运监管与服务标准，包括安全、消防、管理及学生支援。近期已有自称学生宿舍的处所因涉及无牌经营而被检控，反映这个市场若缺乏清晰规范，相关风险不容低估。

换言之，引入国企与地产资本可以是一种方法，但不能取代公共政策本身。关键始终在于，政府能否透过清晰的地契条款、牌照制度、收费要求及营运规范，确保宿舍供应是服务教育政策，而不是沦为另一种高价租住产品。

住宿治理不能只追数字

最后，学生住宿问题不能只从供应端理解，更须回到整体治理层面。现时各院校大多自行处理住宿安排，规模较大的大学或许仍有一定议价能力，但规模较小的自资院校，往往较难在市场上争取合适而稳定的住宿资源。长远而言，政府与院校可研究建立更有系统的住宿协调平台，以整合资讯、提升议价能力，并加强对校外学生住宿的基本认证与支援。

租务保障同样不可忽视。对初来港的非本地生而言，香港租务市场存在明显资讯不对称，语言、法规与市场惯例都未必熟悉，因而较易成为不良中介或不当租约安排的受害者。院校有需要提供更完整的支援，例如认可租盘资讯、基本租约审阅、纠纷转介及风险提示。若住宿只被视为私人问题，最终影响的将不只是个别学生的居住经验，更会直接左右他们对香港教育制度和城市环境的整体印象。

香港要建设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不能只着眼于收生数字与大学排名，更要问这座城市是否已准备好承接更多学生在港生活的基本需要。宿舍供应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把住宿真正视为高教政策的一部分，从短期补位、共居创新，到北都规划与公私营合作制度设计，作出更完整的重新思考。只有当香港能在不挤压本地民生资源的前提下，为学生提供有保障、有质素、亦能连结社区的居住安排，高教扩容才不会沦为一句只停留在收生层面的政策口号。

作者冯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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