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赖泳恩

“Save Danny”事件继续发酵，被称为“非常父母”的曾先生及关小姐为幼子Danny向高等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在庭外哭诉社会福利署违反父母意愿，强制为婴儿接种疫苗，又质疑收容所照顾不善，令Danny健康转差云云。表面看，这是一对父母与幼子分离的悲情故事。但如果只被眼泪牵着走，便很容易忽略整件事最重要的一点：法律要保护的，首先不是父母的感受，而是孩子的安全。

根据社署早前回应，Danny个案经多专业人士评估后，被认为属疏忽照顾。社署综合考虑男婴安全、最佳利益、家庭背景、生活状况及潜在风险后，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法庭其后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Danny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照顾。这并非一句“政府抢仔”就可以抹黑的程序，而是香港儿童保护制度下，经法庭把关后作出的安排。

在本港法律下，父母权并不是绝对权。第213章《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容许少年法庭在信纳儿童需要受照顾或保护时，委任社署署长为法定监护人，或作出其他照顾安排。相关情况包括儿童曾受忽略、健康或福利受损，甚至是看来相当可能受到忽略或损害。换言之，法庭不是在判断父母有没有爱，而是在判断孩子是否安全。

曾先生及关小姐替Danny申请人身保护令，法律焦点亦不是“父母是否伤心”，而是Danny现时被看管是否有合法依据。人身保护令本质上是处理涉嫌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特殊补救，法院会审视拘留或看管是否有正当法律理由。若Danny是根据法庭保护令由社署照顾，父母单靠情绪控诉，很难推翻原有法律基础。

事件中最具争议的，是曾先生及关小姐指控社署违反他们意愿为Danny接种疫苗。但问题是，婴儿接种基本疫苗，本来就是儿童健康保障的一部分。父母可以查询风险、提出医学疑问，但不能以阴谋论式恐惧或极端个案，全面否定常规医疗。尤其Danny的出生纪录、身份确认、医疗跟进本身已引起公众关注，在这种背景下，社署及医护按专业判断处理，并不应被简化成“迫害父母”。

同样，曾先生及关小姐质疑收容所照顾质素，也要分开两件事看。第一，收容所照顾是否有改善空间，当然可以监察。第二，这是否等于曾先生及关小姐必然适合即时取回Danny，答案却未必。婴儿发烧、皮肤敏感或喂奶不顺，不必然代表收容所失职。相反，如果曾先生及关小姐对疫苗、药膏、医疗护理长期抱有非理性抗拒，甚至倾向以所谓“天然疗法”取代基本医学照顾，法庭更有理由审慎处理。

更不能忘记的是，曾先生及关小姐并不是单纯因为“想自己凑仔”而被介入。公开资料显示，事件初期Danny仍未领取出世纸，社署及入境处需要跟进；政府亦表示最关心的是婴儿健康与安全，并曾多次尝试接触曾先生及关小姐，希望安排婴儿接受健康检查及评估。这些背景，正正显示事件不是普通家庭争执，而是涉及身份、医疗、照顾能力及儿童安全的综合风险。

父母当然可以爱孩子，但爱不是免责金牌。若父母拒绝配合身份核实、抗拒基本医疗、生活状况不稳，又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照顾方案，社会便不能只因他们哭得伤心，就把一名婴儿重新交回高风险环境。儿童不是父母的财产，更不是父母信念的实验品。

真正要“Save Danny”，不是盲撑曾先生及关小姐，也不是盲撑政府，而是把Danny放在中心。法庭颁下三年保护令，并不代表曾先生及关小姐永远无机会重建照顾关系；若他们日后能配合社署、接受医疗建议、改善生活安排，法庭仍可按情况再作考虑。但在风险未消除前，把Danny交由专业人员照顾，正是保障他生命与健康的必要做法。

眼泪可以令人同情，但不能取代证据。亲情值得尊重，但不能凌驾儿童福祉。这场风暴的核心，从来不是“父母有多可怜”，而是“Danny是否安全”。只要这个问题仍有重大疑问，社署介入和法庭保护令，便不是残忍，而是责任。

作者赖泳恩是执业律师，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委员及上诉委员会（房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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