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伍俊飞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今年4月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特意提及了1583年。他说，那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世界地图带进中国，发现“原来中国不是世界的边缘，而是世界的中心之一”。桑切斯对台下的中国学生说：“当年的西班牙知道中国有多伟大，今天的西班牙同样知道。中国，正在重建它的伟大。”

难以撼动的大明

这番话颇耐人寻味，因为1583年还有另一个桑切斯——耶稣会传教士阿隆索·桑切斯，那时正在地球另一端忙着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他刚在福建沿海遭遇台风搁浅，沿途将大明东南沿海的兵力部署、城池防御、民船构造悉数记下，回到马尼拉后提交了一份正式的《中国征服计划》。这份计划签字的不仅有殖民政府首脑，还有驻军司令与马尼拉大主教，提出从西班牙本土派出约1.2万士兵，加上葡萄牙兵源、菲律宾土著、日本雇佣兵与印度士兵，凑成一支约两万人的“多国部队”，兵分四路在广东、福建、江南、山东同时登陆，控制沿海后向内陆推进，分区任命总督和主教进行管辖。

腓力二世最终拒绝了这一计划。这位拥有十几个欧洲王国头衔的君主并非心慈手软之辈，他拒绝的原因很务实：两万人的远征部队要跨越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补给线、兵力投送、战场支援，每一个环节都是巨大的挑战。西班牙人从澳门这个窗口，通过往来商旅和传教士的汇报，对明朝的国力有了大致轮廓——当时大明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球近三成，军队规模庞大，城池坚固，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撼动的对手。

西班牙掌握了大明的货币主导权

历史的诡谲之处恰恰在此。西班牙人没有从海上征服明朝，却用一种更隐蔽、更致命的方式支配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们掌握了大明的货币主导权。

明朝开国之初并非没有货币主权意识。洪武八年，朱元璋宣布发行大明宝钞，规定1贯钞兑换1000文铜钱、1两白银和0.25两黄金，无论实际生活中宝钞的价值如何变化，朝廷在收发宝钞时一概按照这个定价来计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法定货币尝试——朝廷想用钱了就印钞，财政支出必须用宝钞结算。然而宝钞没有准备金，发行量也没有限制，到洪武后期宝钞的实际价值已如废纸一般，老百姓被迫回到物物交换。永乐年间，朱棣的白银之禁更为严苛：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交易者，不拘数目，一概充军辽东。

这是明朝货币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一幕：朝廷越是强制推行宝钞、打压白银，白银在民间交易中就越受欢迎。到了成化、弘治年间，白银因其价值高、便于携带和易于分割的特点，已成为事实上的主要流通货币。朝廷用强制手段维护法定货币的努力彻底失败，货币主导权从皇权之手滑落到了民间市场之手。

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一切赋税和徭役皆用白银缴纳。从财政领域看，这一改革在短期内改善了朝廷财政，将纷繁复杂的实物税和劳役统一折算为白银，提高了征收效率。然而，从货币发行的视角审视，这无异于一场金融上的“开门揖盗”。明朝并没有统一铸造银币，任由海外铸造的银币和大大小小需要称重的银块在市面流通。白银本位实际上是一种放弃了货币主权的制度——它把货币的发行权从政府转移到了民间，从朝廷转移到了商人、矿主和海外殖民者手中。张居正推行的政策缺乏金融货币领域的常识和远见，这是殷商以后中国数千年的货币制度大倒退。

跨国“丝银对流”与白银供给的海外依赖

与明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期的欧洲。西班牙虽然也依赖美洲白银，但其王室对白银征收“五一税”，直接资助欧洲霸权争夺。西班牙人很清楚，谁掌握了货币，谁就掌握了财富分配的权力。令人扼腕的是，明朝的统治精英们对金融主导权毫无意识。

明代中国对白银的渴望几乎是无限的。中国本土银矿产量极少，成色欠佳，提纯困难，一年产量不过区区30万两，但中国商品，包括丝绸、瓷器、茶叶等，在全球市场具有无可比拟的垄断优势。欧洲殖民者很快发现，用美洲白银换取中国商品，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生意。一场跨越三大洲的“丝银对流”就此形成。

白银流入的规模令人咋舌。据估算，1590年至1644年间，仅通过美洲—西班牙—菲律宾—中国这条路线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就达到4620吨。在1600年前后，估计一年有50到80吨日本银流入中国，另有25到50吨的新大陆银经马尼拉流入中国。也就是说，每年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高峰时可达500万两以上——这大致相当于明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在同一时期，明朝本土白银产量微乎其微。白银的供给命脉，完全掌握在海外。

赋税白银化引发的社会掠夺与农业危机

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后，朝廷与农民的信用关系随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而更为脆弱。崇祯五年（1632年），国家与劳动者的货币链接近中断，浙江、南直隶等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税银总额的14%。这组数据触目惊心：江南本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却因白银短缺而无力完税。一条鞭法带来的短期财政益处，被货币供给的失控彻底吞噬。

白银货币化后，它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扮演了一个极具破坏性的角色。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白银普及使用，大量人力从劳役中解脱出来投身于手工业。然而，在北方广大地区，白银货币化尚未完成，官方却硬性要求民间以白银缴纳赋税。为了换成白银，农民不得不将手中的粮食低价抛售，导致民间贫困。赋税白银化还便利了官员的贪腐——从秤兑、收柜、辨色、倾煎到装鞘，每一个环节均可上下其手。从王公贵族到地方官员再到富豪，手中获得了无数白银，其中相当部分被窖藏，退出流通，进一步加剧了货币短缺。

更致命的结构性冲击在于农业。白银折税后，农民不得不先贩卖粮食换取白银，但粮商贱买贵卖，百姓靠种植粮食作物很难支付赋税和维持生计，不得不转种桑、麻等经济作物，导致部分地区的粮食减产。明朝中晚期一片繁荣的背后是严重的结构性粮食短缺。

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以另一种方式应对财政压力：派出大批矿监税使赴各地明目张胆地掠夺白银。这不是因为朝廷意识到了货币主权的重要性，而是因为赋税白银化后，朝廷再也无法通过发行货币来调节财政，只能通过暴力手段从民间直接撷取白银。讽刺的是，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激起了士绅阶层的强烈反弹。东林党人以“反对矿税”为旗号，而他们恰恰是那个本应承担更多税负的阶层，在白银经济的游戏中玩得最得心应手。

白银断流诱发大萧条与王朝崩溃

如果白银能持续流向明朝，这个建立在外部货币供给之上的经济泡沫或许还能继续膨胀，但历史没有给明朝这个机会。17世纪上半叶，全球白银供给体系遭遇了系统性崩溃。在美洲，波托西银矿——当时全球白银产量的主要来源——开采深度不断增加，矿石品位持续下降，产量锐减30%以上。17世纪中叶后，这座曾经占世界半数产量的银矿因滥采日趋枯竭。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穷兵黩武和数度国家破产，将美洲搜刮来的财富大量消耗于欧洲战场。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欧洲的大量财富都被战争吞噬。在日本，德川幕府终结战国时代后，对金银外流极为警惕，同时为了防止天主教传播，幕府开始奉行锁国政策，导致明朝社会大量失去来自日本的白银输入。

以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亚洲的白银为例，从1602到1629年，每十年输入量从7吨纯银上升到13吨纯银，但1630年开始突然下降至9吨。白银输入的锐减在大明帝国引发了一场致命的经济地震。

通货紧缩的传导机制冷酷而高效。白银短缺导致银价暴涨——在崇祯年间，江南地区银价从1两银兑700文铜钱涨至兑1500文以上。这意味着农民需要卖出双倍以上的粮食才能缴纳相同额度的白银赋税。而与此同时，米价却在暴跌：1630年代江南米价跌至每石0.3两，而万历年间为0.8两。农民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陷阱：他们种植的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但需要缴纳的白银赋税却需要用越来越多的粮食去换取。

出口导向型产业最先感受到寒意。丝绸、瓷器等出口产业因海外订单减少而萎缩，苏州、松江等地出现大规模工场倒闭，1626年苏州丝织业停工事件便是典型例证。商业凋敝、农村破产、土地抛荒——崇祯年间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由外部货币供给崩溃引发的经济大萧条。

这场萧条很快转化为财政危机和军事溃败。朝廷年财政收入从万历初期的400万两降至不足200万两，而辽东军费年需600万两。1638年宁远兵变因欠饷爆发，士兵哗变成常态。崇祯为弥补赤字三次加征“辽饷”，亩税从0.03两增至0.15两，却触发了更多农民起义。李自成正是因驿站裁员失业而加入造反队伍的。裁撤驿站本是财政紧缩下的无奈之举，却亲手制造了最强大的敌人。当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时，守军因欠饷数月而溃散，主动为起义军打开城门。这不是士兵的背叛，而是一个货币体系崩溃后的必然结局。士兵的军饷以白银发放，当白银供给枯竭，整个国家机器的润滑剂便彻底干涸。

当代中国与美元霸权的挑战

明朝末年的经济灾难印证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真理：当一个经济体完全依赖外部输入的货币供给时，它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经济命脉交到了别人手中。来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输入变化，如同一个无法掌控的阀门，直接决定了明朝经济的荣枯。

明朝的教训并未随着王朝的更迭而消失。今天，中国是全球商品贸易第一大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拥有超过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与明朝相似的是，中国的货币体系仍然严重依赖于外部，只不过这一次不是白银，而是美元。

2025年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占比仅约1.9%，国际支付份额仅2.73%，而美元占比仍高达57%以上。这种差距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贸易规模严重脱节。由于我们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当前中国的货币管理体系实行严格资本管制、不可自由兑换、在岸离岸分割等政策，这些措施虽然保护了金融稳定，但也严重限制了人民币的全球流动性和吸引力。

经济学家常说，美元霸权是美国“嚣张的特权”。美国可以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将通胀输出到全球，可以通过SWIFT系统对他国实施金融制裁，可以通过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享受“铸币税”收益。对其他国家而言，依赖美元意味着将自己的货币主权让渡给美联储——这正是明朝白银本位的当代翻版。

在美元大循环边际弱化、数字货币重塑国际支付体系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正重新站上顺风口。这或许是一个窗口期。然而，正如明朝的历史所揭示的，仅仅依靠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储备是不够的——真正的货币主权，意味着掌控货币的发行权、定价权和流通规则制定权。

明朝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另一个道理：货币主导权的丧失往往不是通过战争或胁迫实现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当一个国家习惯于用别人的货币来为自己的经济计价时，它就已经将部分主权拱手让出了。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恐怕从未想过自己是在签署一份货币主权的“出让书”。今天，当我们用美元为出口商品定价、用美元储备对冲风险时，是否也在重复同样的历史？

掌控金融命脉的“一国两制”

桑切斯在清华的演讲中说，西班牙当年没有征服明朝，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战略清醒”。西班牙意识到，作为一个外来的天主教国家，彻底征服一个如此庞大而自洽的千年儒家文明体是不可能的。四百多年后，西方人也许不必再征服中国，但如果中国不能掌控自己的金融命脉，外部的货币力量仍然可以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深刻地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走向和人民福祉。

国家真正持久的强大，不仅在于GDP的排名和贸易的规模，更在于对一个国家最核心的经济命脉——货币——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明朝用它的覆亡为这个道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的中国，不应重蹈覆辙。在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获得国际金融主导权的出路在哪里？答案显然在于“一国两制”为我们提供的货币金融制度创新可能性，而香港是其中的关键节点。

作者伍俊飞是紫荆党总裁，紫荆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