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罗浚轩

香港撒玛利亚会早前（7月30日）公布，2025年10至19岁青少年自杀个案增至47宗，较前年上升超过三成，并创下近10年新高。虽然同期本港整体自杀率有所回落，但青少年自杀个案的逆势上升，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警号。这组数字不应只被视为一项统计结果，更反映部分青年正承受着超出自身能力的压力。当社会再次讨论青少年自杀问题时，我们不应只问“他们为甚么选择离开”，也要追问：在悲剧发生之前，他们是否早已逐步失去与家庭、学校、朋友及社会的联系？

压力不只来自课室

谈到青少年精神健康，不少人会首先想到学业竞争、家庭管教及父母期望。现今青年除了面对日常课业，还可能要参与补习、音乐、运动及其他课外活动。对部分家庭而言，子女不仅要成绩优异，还要具备多方面才能，仿佛只有不断累积成就，才可以在未来的竞争中立足。这种生活模式未必一定导致精神困扰，但当青年长期感到自己必须符合某种标准，便可能逐渐将表现与个人价值混为一谈。

一旦考试失利、升学不顺或未能达到父母期望，他们可能不只是感到失望，更会认为自己不值得被肯定。然而，若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父母或家庭，仍然未能全面理解青年所面对的处境。青少年自杀通常涉及多项因素，包括家庭关系、人际冲突、学校适应、情绪健康、社会环境及对前途的忧虑。疫情后的生活变化、经济转型，以及就业市场的不稳定，亦令不少青年对未来感到陌生和不安。

不能只看见最后一刻

笔者近年亦关注“尼特族”（NEET）的处境。这个概念通常用来形容没有升学、没有就业，也没有接受培训的青年。在公共讨论中，他们有时会被形容为“躺平”或“不愿努力”，但这些说法往往忽略了他们背后的经历。同时，青年就业问题，AI最先取代的，未必是一个职位，而是一个职位原本值得那个价钱的理由。

当AI把知识、速度和基本能力迅速拉近，职场真正的差距反而会变得更清楚。它主要冲击以语言、文字处理、客服与重复性流程为核心的白领与知识型工作；而需要实体操作、现场应变或高度共情能力的蓝领与人际互动工作，则相对安全。有些青年曾经努力升学，却未能进入理想的学校；有些人多次求职，仍然找不到合适工作；亦有人因为情绪问题、家庭矛盾或人际挫折，而慢慢失去参与社会的信心。当失败经验不断累积，他们可能选择留在家中，减少与外界接触，最后甚至不再相信自己可以作出改变。

这些青年未必已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也不一定会主动告诉别人自己正在受苦。但如果他们长期离开校园、职场及朋辈圈子，生活便可能变得愈来愈封闭。从这个角度看，自杀个案只是问题最终被看见的一刻；青年逐步失去生活动力及社会连结的过程，才是我们应该及早处理的地方。

支援系统应走向主动接触

青年离开学校后，可能不再接触学校社工；没有工作，便未必会使用职场支援服务；长期留在家中，亦可能与社区组织及朋辈网络渐行渐远。当教育、就业及社交三方面的支援同时中断，他们便很容易成为服务系统中不容易被发现的一群。因此，单靠“有需要便自行求助”并不足够。对一名已经失去信心的青年而言，主动打电话、预约服务或向陌生人表达困难，可能已经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支援机构需要思考如何更主动地接触这些青年，而不是等到他们出现严重危机后才介入。政府可以进一步整合教育局、劳工处、社会福利署、地区组织及青年服务单位的资源，建立较有系统的识别和转介机制。对于长期缺课、失学、失业、反复求职失败或明显缺乏社交支援的青年，相关部门可以提供较早期的接触，包括情绪支援、生涯规划、技能训练、社交重建及就业辅导。

全职工作不是唯一目标

近年政府推行“展翅青见计划”等青年就业措施，为部分青年提供了接触职场的机会。不过，政策成效不应只以“成功就业人数”衡量。对于长期脱离校园或职场的青年而言，重新建立规律生活、适应团队工作、恢复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同样是重要成果。有些青年可能需要先处理情绪困扰或家庭问题，之后才有能力投入工作。

因此，就业支援不应只追求快速配对，而应协助青年逐步恢复生活能力及自我信任。一份全职工作（Full-time）固然重要，但它不一定是唯一目标。真正有效的青年政策，应该让青年重新感受到自己仍然有选择、有能力，也能够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让青年有不同的成功路径

家庭在青年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父母也需要明白，每名子女都有自己的节奏。公开试成绩、大学排名和收入水平固然可以反映某些成就，却不应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青年从小便相信只有进入名校、取得高薪工作或达到某种社会地位才算成功，他们便可能在遇到挫折时，迅速否定自己。相反，家庭和社会应该让他们知道，人生可以有不同方向，暂时落后不等于永远失败，迷惘也不代表没有将来。

预防青少年自杀，不能只依靠医疗服务，也不能单靠学校教育。这是一项需要家庭、学校、社区、福利及就业政策共同参与的长期工作。我们需要在悲剧发生之前，先看见那些逐渐沉默、减少外出、失去社交圈子，并对未来不再抱有期待的青年。他们未必已经向外界发出明确的求救讯号，但他们可能正一步一步离开原本所属的生活空间。青年自杀很少是突然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青年早已在沉默中失去与身边人的联系。社会需要守护的，不只是青年眼前的生命，也包括他们与家庭、校园、职场及社区之间，日渐脆弱的连结。

社工可帮助青年扭转负面思想

社工可以透过认知行为治疗（CBT）协助青少年了解思想、情绪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辨识“非黑即白”、“过度概括”及“灾难化”等不利的思维模式。社工可先透过聆听和安全评估建立信任，再运用思想记录表、认知重整、情绪调节、问题解决及行为启动等技巧，协助青少年以较平衡和具弹性的方式理解学业、家庭及朋辈困难，同时透过分拆目标和逐步参与日常活动，重建生活动力与自信。

在合适情况下，社工亦可邀请家长参与，改善家庭沟通及支援；若青少年出现严重抑郁、自我伤害或自杀风险，则应立即按照专业程序转介至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务。社工可以在接受适当训练、督导及机构支援的情况下，运用CBT概念及短期介入技巧。但对于严重抑郁、持续自杀意念、严重自我伤害、精神病、物质依赖或显著功能受损的青少年，应及早转介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专业服务。CBT是一种重要的介入方法，但必须与危机评估、家庭工作、学校协作及跨专业转介配合使用。政府出版的青少年抑郁支援资料亦指出，CBT有助识别及改变负面思想和行为，但其适用程度仍需视乎青少年的症状严重程度及临床需要而定。

作为未来社会工作者的视角，由社署及受资助非政府机构营办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及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未来工作将加强青少年及家长支援服务，强化家庭评估及治疗转介，积极推动家庭教育。我也同意不同的社会福利组织提出的建议例子，政府扩展“三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并推动入校危机筛查恒常化及加强家庭支援，完善学生自杀数据收集机制。呼吁大众以“Be There 陪伴”身边失意者，透过跨部门与跨专业协作，为暗处里挣扎的生命建造希望安全网。

青年自杀率逆势攀升，须化解家庭与社会焦虑。每一名重新与社会建立连结的青年，都可能因此避免下一宗悲剧发生。

作者罗浚轩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现正修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社工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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