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莉珊

88名立法会议员上月赴京，完成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国家事务研修，并于7月2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座谈约五小时。《香港01》报道，有近半议员发言，本是高规格、严肃化的政治沟通场景，却因部分人“港式普通话”太“普通”，夏宝龙忍俊不禁，笑着鼓励大家“学好普通话”，还打趣说“你们上北京，没理由反过来要我学广东话”。在场议员事后多认为，这话无责怪之意，全是善意提醒；但笑过之后，这件事不该只当花絮看——它照出了香港管治阶层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时的真实短板——语言，已不只是生活技能，而是参政议政的介面。

“两文三语”竟开口就露馅

笑话背后，是真实存在的沟通落差。香港“两文三语”喊了多年，但现实里广东话占九成以上日常场景，普通话多数港人“听得懂一些、开口就露馅。”35岁以上世代在港英年代成长，系统学普通话者少；回归后中小学虽设普通话科，但不少课堂“用广东话教普通话”，成效有限。于是出现了特有景观：官员议员用普通话发言，讲到关键字卡壳，先广东话自语、再英语补救、最后憋出普通话，末了补一句“我的普通话很普通”。

这次赴京议员，不少人提前收到5分钟发言通知、手中有稿，却仍被听出“广东话读歪少许”。有同僚笑称，个别人的“港式普通话”虽不及“古天乐式”那般突出，但非港人根本听不懂，全场恐怕只有通晓广东话的广西籍港澳办副主任农融能无缝接住。张宇人去年在夏宝龙访港座谈时全程广东话发言、需李家超打圆场之事，更让人意识到：这不是单人偶发，而是部分议员的常态。

夏宝龙笑劝“恶补”，分寸拿捏得很准——不点名、不批评、用玩笑降温。但玩笑之所以成立，正因为它戳中事实：你代表香港去北京谈“十五五”规划、谈北部都会区、谈科创对接，却要中央官员靠猜靠估来接收你的政策主张，这本身就不对称。

香港议员理应讲得更好

为什么议员“理应讲得更好？”因为角色变了。批评要公平。香港议员不是外交官，广东话是其选票基本盘语言，社区落区用广东话天经地义；立法会内广东话发言受规则保障，无需废除。问题不在“说广东话”，而在“当需要对接国家体系时，是否具备最低限度的通用语表达能力”。

“爱国者治港”落地后，立法会90席（今届88人赴京）经筛选把关，被寄望为“建设性议会”。这批人不再是反对派拉布者，而是要跟特区政府、与中央部门、与内地省市谈北部都会区、大湾区规则衔接、科创产业链、青年就业。李慧琼总结研修时明言，议员要“立足大局、胸怀国家”；夏宝龙座谈中肯定立法会工作，同时促请议员加强学习、支持特区政府解“急难愁盼”。当“学习国家发展规划”成为履职一部分，普通话就是从文本到口头、从香港会场到人民大会堂的转运层。

议员私下说“过五关斩六将选上来，普通话不应这水准”——这句话比媒体调侃更刺耳，也更到位。选举把关的是政治忠诚与参政资格，不等于自动获得跨语境沟通能力；后者得靠后天补。既然发言前已知有稿、有准备时间，“出远门前应操一操、查准字音”是最低要求。把“港式普通话”带进人民大会堂而不自省，才是贻笑大方的根源。

语言是重要治港工具

语言问题，本质是“融入”的介面问题。有人把夏宝龙的话解读为“弦外之音”，暗示对部分议员上次广东话发言不满。但政圈中人也承认，时隔一年多，单凭一笑推定“秋后算帐”是过度演绎。更平实的解读是：中央视立法会为“一国两制”下香港高度自治的重要元素，夏宝龙肯坐5小时听近半人发言，本身是空前礼遇；礼遇之下，他顺手把“通用语能力”这门功课点出来，等于提醒——爱国不只是立场，治港还要有工具。

这工具的意义有三。

其一，对内地说。香港要对接“十五五”、要跑赢新质生产力视窗，议员若不能在座谈、调研、签约仪式上用普通话清晰提问，资讯就会折损一层。有已卸任议员早年在全国人大香港团发言自嘲“普通话太普通”，但同团无人讲广东话，材料加拼音也要讲——那是香港代表在国家级议场的自觉。今次88人赴京，规格更高，自觉应更强。

其二，对香港社会说。议员讲普通话，不是撇弃广东话，而是示范“两文三语”不是招牌。当青少年见议员在人民大会堂用普通话谈香港房屋问题，会比课堂更直观理解“普通话=上升通道”。新加坡华人普遍掌握双语，香港没有理由永远把普通话锁在“内地人语言”的标签里。

其三，对议会文化说。新一届立法会告别“揽炒”，转向做功课、写议案、跟部门答辩。谭岳衡用普通话问、李家超用普通话答，孙东以普通话宣誓发言，这类片段正在正常化。夏宝龙一笑，实质是把这种正常化推了一把：别等下次访京再被笑话，平时议会里也可多开普通话时段。

应把语言当履职的一部分

恶补普通话，不是丢人，是尽职。回到那句“忍俊不禁”。夏宝龙没让翻译代劳，没打断发言，还坐足五小时听“港式普通话”海洋——这已是最温和的包容。包容不代表标准消失。中央官员可以把你听懂，不等于你表达到位；同僚听得惯，不等于内地省市、部委、企业听得进。

可行的补强路径其实清楚：一是议员办公室配普通话文稿校对，关键发言前录音试讲；二是立法会内增设普通话演练环节，尤其功能界别议员常跑内地，应有基本主持与提问能力；三是把“国家事务研修”常态化，每次赴京前集中特训发音与术语（如“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高水准开放”等不是靠广东话谐音能蒙过去的）；四是社会层面别嘲弄讲不好的人，但也不必把“港式口音”浪漫化——口音可接受，词不达意不可接受。

张宇人事件、今次“近半发言者被笑”，两件事串起来看，方向一致：香港管治精英的普通话，已从“加分项”变“基线项”。夏宝龙以玩笑点出，是给面子；若下次再赴京仍无进步，玩笑就会变成叩问——你这五年到底有没有在学国家治理的语言？笑话过后，该把语言当履职的一部分。广东话是香港的魂，不用废；英语是国际化的壳，不能丢；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必须会。三者本可并存，但并存不等于躺平。88名议员北京一行，学了“十五五”与习近平思想、看了中关村与党史展，收获在眼界；但夏宝龙那句笑着提醒，收获在手腕——眼界再高，讲不出来也是半截履职。

所以别只转“夏宝龙忍俊不禁”的标题。真正该问的是：下回立法会互动答问会，有多少议员敢用普通话问一条北部都会区的问题？下回赴京研修，夏宝龙再坐对面时，是否还要靠农融副主任“解码”？语言从来不是小事，它是一个政治群体愿不愿意真正走进另一套治理语境的体温计。香港若要认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先从议员把稿子念准开始。

作者杨莉珊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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