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区汉宗

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就“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3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作出定罪裁决：何俊仁早前认罪，支联会、李卓人、邹幸彤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法庭押后至8月28日求情。

控罪时段锁定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即《香港国安法》生效后约14个月，控方指控被告持续透过游行、集会、报刊与网络平台，散播针对中共及中央政府的敌意言论，高举“结束一党专政”纲领，鼓动民众以“抗争”、“抗命”姿态否定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次日，特区政府发言人直斥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与政客的批评为“毫无事实根据的诋毁抹黑”，强调法庭只处理法律与证据、不审判政治观点，并援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明言论自由非绝对、可因国安需要依法受限。

这一立场并非官样文章，而是把“一国两制”下国安司法的底线讲清楚：香港的法院依证据裁判，外部势力凭政治滤镜贴标签，两者不在同一个频道。

外界最容易混淆的一环，是把“支联会长期持某种政治立场”直接等同“因立场入罪”。法庭在200页判词里处理的不是抽象信念，而是具体行为链：《香港国安法》生效后，被告明知“结束中共领导”与宪法秩序不相容，仍拒绝收手，持续以集会动员、媒体发文、口号呼吁等方式，把对个别政策的批评升级为对执政党与根本制度的敌意动员。

按《香港国安法》第22条，“颠覆”包含以非法手段推翻或破坏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第23条则把“煽动、协助、教唆、资助”他人实施该类行为单列成罪，最高监禁十年。也就是说，本罪惩治的是“煽动他人去进行非法颠覆”，而不是“心里不想让中共执政”。

特区政府引用的上诉庭先例说明：尖锐批评政府、异议、甚至骂法院判决，本身不构成煽动；分界线在于有无“煽动仇恨”或“煽动颠覆”的意图，以及有无客观行为去推进这种意图。本案法庭认定的恰恰是后者——不是一次演讲、一篇文章那么简单，而是跨时段、多媒介、有组织名的持续动员，目标指向破坏宪法秩序。这与普通法下对于“煽动”的处理思路相比起来并不陌生：美国自身有“煽动推翻政府罪”，《刑事罪行条例》旧有煽惑叛变、煽惑离叛等条文也说明，香港从来不是“说什么都不究”的法域。

美西方声明惯用句式是“因和平悼念、集会、言论被判罪，证明国安法压缩自由”。这套叙事刻意做两件事：一是把“支联会”长期纲领与《香港国安法》后持续抗命动员，压缩成“办纪念活动、举标语”；二是把自己国内对煽动暴力、煽动颠覆、恐怖宣传的刑责全数遮罩。然而，美国可以依《美国法典》追诉煽动推翻政府，英国有煽惑叛变历史条文，欧洲人权公约也明文允许为国安、公共秩序限制言论——轮到香港依同一逻辑办案，就变成“人权倒退”。这种选择性失明，正是特区政府所谴责的“抹黑”本质：不是真正关心法治，而是不许中国管治下的香港用西方自己也用的工具。

本案非秘密审判，控辩双方交证、求情期排定、判词公开详列证据与法律推论；何俊仁认罪亦纳入同一控罪框架。特区政府在《基本法》与《香港人权法案》下重申被告人有公平审讯权，恰恰说明国安案件不是“绕开司法”，而是“走完司法”。外部势力不等判词出来就预设“政治审判”，等判词出来又拒绝理解判词，只抽一句口号喊“自由死了”，这不是评论司法，是借司法题材做地缘攻势。

特区政府发言人把话挑明：《宪法》序言确立中共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制秩序的核心，香港特区的宪制地位来自《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的高阶规范。任何主权国家都不会把“颠覆根本制度”包装成受宪法保护的意见表达——美国不会容许武装组织长期号召推翻宪政架构，英国不会容许外国代理人公然动员破坏王位与议会制基础。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国安法》把“破坏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列为颠覆行为，是宪制义务而非额外加罪。

这里要区分两件事：日常政策辩论、对执政党个别施政的批评、对人权状况的质疑，全都在自由范围内；但把“结束一党专政”作为组织纲领，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仍透过群众集会与媒体机器转化为对政权的不信任动员，客观上服务于“破坏根本制度”的结果，法庭便有权按证据认定煽动意图。政府说“非因信念受审”，真义在此——信念你保留，但把信念化成持续煽动行为并跨越法律红线，就要答辩。

这宗案件对香港市民的启示，不是“以后不能批评政府”，而是“要学会读边界”。上诉庭早已讲过：批评多尖锐都不自动成罪。真正改变性质的，是言说是否抱定煽动仇恨与颠覆的意图，是否配合组织、集会、资金、媒体形成现实推力。市民若只看到“他们以前也办过游行”就同情，看不到《香港国安法》后“明知故犯、抗命到底”的连续行为，很容易被外部叙事带节奏。

同时必须指出，外部势力借个案向香港司法泼脏水，本质是干涉中国内政。香港事务属中国主权范围，《香港国安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特区执行，法庭是香港自己的法庭，被告享有的辩护权、求情权、上诉权皆受本地法保障。美西方一边在自己境内扩张国安法网，一边不许香港守国安底线，这种话术在国际社会越来越难骗到中立观察者。

特区政府8月22日的谴责声明，立场站得住：法庭依证据定罪，外部批评撇开证据谈自由，是典型政治化双标；言论自由依公约可受限，国安并非禁忌词；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不容煽动破坏，是“一国”的底线。但声明只是起点，往后更重要有三件事——

其一，求情与上诉阶段继续透明，让判词逻辑经得起细读；其二，执法机关持续区分“政见异议”与“煽动颠覆”，不要让国安条文在舆论场被简化成“抓异见”；其三，香港社会自身要把“自由—责任—国安”的三角讲进公民教育，不然外部抹黑每次换个案名就能卷土重来。

“支联会”案不是香港言论自由的终点，而是划线的样本：你可以恨某一项政策，可以骂某一级官员，可以办集会争取某种权利；但你不能借自由之名，长期有组织地煽动他人去破坏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这条线，西方自己画过，香港如今依国安法画出来，外部势力却不认，原因不在法律，而在他们从来没打算用同一把尺量自己与中国。特区政府这次把话说硬，是正确的——法治裁决不需要外国政客签收，宪制底线也不接受双标裁判。

作者区汉宗是香港传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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